彭幸鳴指出，本條但書是在1930年代設立，當時社會男尊女卑，女性婚外情會受鄙視、男性未必，且女性多半在婆家生活，不原諒恐怕斷失經濟、背負「拋家棄子」污名，若原諒配偶則未必會破壞家庭，還可以懲罰到通姦第三人女性，反觀男性很少對共犯有差異處理──這就是強化性別刻板印象，近年統計資料也顯示「通姦罪」判決結果難以脫離性別刻板影響，偵查階段女性被起訴比男性多了8個百分點，第一審階段女性被判有罪則比男性多了16個百分點，若拉大為20年統計，差距會更大。
彭幸鳴強調，中華民國無分男女，在法律一律平等，國家應消除歧視，況且我國已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國內法化，應以法律或其他方法實現女性平等原則，若法律有以性別為差別待遇，就應採較嚴格的審查標準。
現今社會已有《家暴防治法》、《性侵防制法》 彭幸鳴：通姦罪存在正當性薄弱
彭幸鳴也提醒，關於對配偶撤告有無維持婚姻效果，原諒配偶看似能顧全夫妻情誼，但相姦人也因這項差別規定仍要進入法庭、做出供述，在法庭聽到這些細節，可能仍會對婚姻產生不利影響。
彭幸鳴於最後陳述強調，如今婚姻相關法律修整對保護弱勢配偶已有很大進步，也是人民觀念為何改變，而在2017年5月18日司改國是會議，也已通過廢止《刑法》239條、《刑事訴訟法》239條但書決議。
彭幸鳴說明，《刑法》的「通姦罪」在性別平等意識尚未發展的年代或許有保護弱勢配偶功能，但當今社會已有《家暴防治法》、《性侵防制法》，離婚也採有責破綻主義（破綻主義：依我國民法1052條裁判離婚之立法背景，係僅允許一方得對於有責他方，即在婚姻關係中做出傷害婚姻的行為者，提起裁判離婚之告訴），這已符合性別主流化標準、以子女最佳利益為親權行使依歸，若現在還要以國家刑罰權介入「通姦罪」，其存在正當性已薄弱；再者，隨著時代變遷，國人對婚姻與「性」的觀念已有所改變，認為人是性自主權的主體而非客體，現行規定能否因應多元家庭狀況、是否有不公平之處，已值可疑。
彭幸鳴也說，關於性別歧視的審查標準，應是主管機關應提出極正當理由、舉證「通姦罪」實有對婚姻保證效果，舉證責任在主管機關。而在釋字554號至今18年，法律規範已有諸多修正，受通姦侵害之配偶可以受到高額賠償、有贍養費與子女監護權，這已足對弱勢配偶進行保障，「我們認為『通姦罪』已無存在必要。」
只是彭幸鳴也說，相關修法要研議的部份很多，時程安排非一蹴可幾，目前司法院已將《刑事訴訟法》239條排入程序研議委員會、本來就會適時規畫研議好，但立法期程受各種因素影響，必須徵詢法務部、行政院意見、還要立法者議決，是否最後有法案，仍是未定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