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舉國行動的呼籲當中，我們被提醒了，聯邦政府在過去40年裏是如何被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時代開始的反政府攻勢所消耗的。2018年，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裏負責全球大流行疾病應對的團隊被解散了。在爆發初期未能進行對控制疫情有關鍵作用的合適檢測，是與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資金短缺有關。
與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事件一樣，政府內部的警告聲音被屢次忽略。近年來，曾有過多番操作來測試這個國家對全球大流行的應對凖備——其中一次就是針對可能來自中國的上呼吸道病毒——這些測試發生的易爆發區域與現在實際上出問題的完全一樣。在卡崔納颶風（Hurricane Katrina）期間，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也應對得很艱難。一直以來，聯邦機構與各州之間也存在緊張關係。政府結構性的退步導致了很多美國人都將他們的信念押在一個叫川普的個人身上。無論是口罩和防護衣緊缺還是初期檢測的不足，都再次將這一點赤裸裸地擺在眼前。
結果，美國自稱在全球的最優越地位日漸顯得越來越不令人信服。在過去的危機當中，世界最強的超級大國或者已做出了全球的應對動員，現在沒有人再對美國有這種期待了。美國優先主義實行三年之下的新孤立主義已經製造了一種地緣政治形式上的社交距離，而這場危機提醒了我們，即使與華盛頓最親密的盟友之間也存在的海洋鴻溝。就拿歐洲的旅遊禁令來說，川普在沒有事先警告受影響國家的情況下就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全國講話中宣佈了這一措施。對此，歐盟在一份不尋常的公開聲明中抱怨，這項決定是「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作出的」。
美國也沒有為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提供一種模式。韓國有大規模的檢測項目，日本也有模範樣本。甚至中國也顯示出其威權體系在執行嚴格封鎖措施時的優勢，這在西方自由社會的同類封鎖令顯得如此鬆散時就尤其令人不安。希望沒有人會忘記中國的官員曾經如何在多個星期裏試圖掩蓋病毒的爆發，對吹哨人噤聲，甚至在疫情擴散時仍顯露出醜陋的專制一面。不過，與北京能在僅僅10天內建成一座新醫院相比，五角大樓卻要用幾個星期才將一艘海軍醫療船從維吉尼亞州的港口挪動到紐約港。
從政治上講，會有許多後果。比如值得記住的是，茶黨（Tea Party）就是對喬治·W·布希為應對金融危機而採取的所謂「大政府保守主義」的回應，也是對巴拉克·歐巴馬政策的回應。茶黨運動的官方歷史提到，它是在2008年10月3日誕生的，當時小布希將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簽署立法，挽救了將要倒閉的銀行。茶黨人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權力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