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組織還囂張嗎？儘管「伊斯蘭國」在敘利亞與伊拉克、「博科哈蘭」在奈及利亞都疆域日蹙，「基地」與「神學士」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也略顯沉寂，但是2017年開年沒有多久，從英國倫敦西敏宮國會大廈到俄羅斯聖彼得堡地下鐵，區區2名恐怖分子就在國際舞台刷足了存在感。
與其他「-ism」不太一樣的是，恐怖「主義」不會光說不練，而是與其行為（恐怖攻擊）相倚相生，而且通常會與另一種意識型態（宗教信仰、民族主義等）掛鉤，成為後者遂行的工具。但驚天動地的事件之外，「恐怖主義的平庸化」（banality of terrorism）似乎是更值得關注的趨勢。
如何界定恐怖主義與恐怖攻擊？
先來說文解字，依據20卷版的《牛津英語字典》（OED），不同於一般人的習慣性聯想，「Terrorism」一詞的來源與伊斯蘭教無關，而是誕生自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Jacobins）動輒將政敵送上斷頭台的「恐怖統治」（la Terreur）。不過從18世紀來到20世紀、21世紀，恐怖主義雖然政治意味依然濃厚，但是與政府和國家施加的暴行分道揚鑣，史達林（Joseph Stalin）、希特勒（Adolf Hitler）、毛澤東、波布（Pol Pot）、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所作所為儘管「恐怖」，但他們並不是恐怖分子。
如果今天發生一樁重大攻擊事件，如何判定它是令人聞之色變、政府高層必須介入的「恐怖攻擊」，還是由基層執法單位依常規處理即可的犯罪事件？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TD）蒐集1970年迄今超過15萬筆資料，為恐怖主義（恐怖攻擊）建立了3個判準：一、企圖達成某種政治、經濟、宗教或社會目標；二、企圖向直接受害者之外的人群，以強制、恐嚇等方式傳達某種訊息；三、違反《國際人道法》（IHL）。
當然，全球並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對恐怖攻擊進行權威性的認證。在實務運作上，一般仍是尊重各國政府（通常是高層執法機構）的研判與定性。有時就算死傷是個位數、犯案者單槍匹馬、動機並不明確（例如2017年3月的倫敦英國國會攻擊事件），還是有可能被歸類為恐怖攻擊，必須傾全國之力來應對。
恐怖分子的刻板印象 有百害而無一利
2001年9月11日，美國東部，19名穆斯林駕駛4架噴射客機發動自殺式恐怖攻擊，造成近3000人罹難、6000多人受傷。從此在一般人的印象與媒體偏執的論述中，「恐怖分子」就與「穆斯林」畫上等號。這種刻板印象不但違背事實、催生錯誤反動的政策與壓迫性的社會氛圍，而且會縱容其他意識型態色彩的恐怖主義在暗處孳生。
不可諱言，從九一一事件到2015年與2016年歐洲多起恐攻，兇嫌都是激進化的穆斯林。但穆斯林極端組織的背景相當複雜，有些是伊斯蘭教內部的鬩牆之爭（死難者幾乎都是穆斯林），有些是不同宗教之間的對抗，有些是對西方帝國主義與以色列的反撲，有些是對本國腐敗獨裁政權的鬥爭，有些是世俗價值與宗教價值的拉鋸。
歐美極右派習慣以「文明的衝突」、「基督教vs.伊斯蘭教」的框架來看待恐怖主義，祭出強烈排外、反移民的「築牆式」政策（例如美國川普政府的簽證禁令），然而這麼做只會正中極端組織下懷，導致更多穆斯林誤入歧途、淪為砲灰。無知與仇恨，向來是恐怖主義的左右手。
畢竟，全世界的穆斯林多達16億人，走偏鋒的只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世人不能以犯錯的穆斯林來汙名化整個伊斯蘭教，正如世人不能以犯錯的基督徒來汙名化整個基督教。
恐怖攻擊與恐怖主義真的能夠預防？
20世紀迄今，恐怖攻擊發展出許多類型。最常見的是以炸彈、槍械攻擊重要設施、人煙稠密地區或重要人士，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愛爾蘭共和軍（IRA）與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區的埃塔（ETA），以及目前仍盤據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基地（Al-Qaeda）與神學士（Taliban）都樂此不疲。
航空器是最驚心動魄的恐怖攻擊目標。1988年12月21日發生在蘇格蘭洛克比（Lockerbie）、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難最具代表性。九一一事件「將大型客機當成飛彈」的攻擊方式既是「空前」，也可能因為全球各國全面加強機場安檢而「絕後」。
大堆頭、大動作、大場面的恐怖攻擊固然少見了，但是近年歐美基督教世界的恐攻，有兩項令人憂心且相互結合的趨勢：「孤狼」（lone wolf）恐怖分子與低技術、低成本、易取得的攻擊武器。
這些「孤狼」可能沒有犯罪前科、從未留下涉足恐怖或極端主義的記錄、與激進組織的關係往往只是精神感召、意識型態與信仰不是非常鮮明。他們無法取得先進、精密、殺傷力巨大的攻擊工具，但只靠一輛車、一把刀也可以犯案。他們未必能造成重大傷亡，但是在新聞媒體、社群網站的推波助瀾之下，還是能夠將傳達訊息、引發恐慌的效應最大化。
孤狼無預警犯案、低技術門檻行動
這種二合一的趨勢還會持續更長一段時間，讓各國政府的預防、追蹤、追查工作都變得格外困難。更糟的是，由於困難，所以許多政客主張寧枉勿縱的全面封堵、全面污名化，其結果不但可能違反人權、公義、包容等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也會讓自家社會成為孕育恐怖子「新血」的溫床。
對於低度開發或戰亂國家（例如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索馬利亞、奈及利亞），對抗恐怖主義與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的安定發展、改革開放息息相關，一味訴諸清剿鎮壓無法根絕威脅。至於更容易登上新聞版面的歐美國家，遏阻大型恐攻已累積豐富經驗，但面對孤狼的低門檻恐攻仍是防不勝防。
其實先進國家──尤其是各國的大都會──多少已經體認到，零星、無預警的低強度恐攻已經是其開放型態社會的「必然之惡」，密不透風的阻絕在技術上有可能，但是伴隨的代價──仇外、排斥少數、扼殺多元、壓制人權──實在過於高昂，後遺症更是嚴重。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永遠保持遭打擊後儘快恢復元氣的韌性、以更優質的社經環境護持邊緣族群，或許才是先進國家抗衡恐怖主義最重要的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