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2週後，檢察官收到醫院的鑑定報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X輕度智能不足，有幻聽與自言自語，自述之前9次因酒後偷竊被判4年多強制工作，從會談內容推估X的酒精耐受力，X可能喝6瓶鋁罐啤酒就會出事。X因為智能較低，加上後來罹患思覺失調症（原稱精神分裂症），因此認知功能明顯退化、情緒控制差、自我照顧能力不好、思考欠缺彈性以及衝動行為，造成臨床上社會學與學業功能的重大損害，而且此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整體而言，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為鑑定因為認知功能受限，無法完全認知其行為可能造成之後果，因此無法克制對物品的原始渴望，所以未來仍有偷竊或是攻擊他人之虞。『但是如果病患能夠戒酒，定期服用抗精神藥物，應該可以減緩發生的機會與次數』」。
這一次的鑑定費用大約1萬多元，檢察官由衷慶幸地檢署還有一些錢能夠勉強擠出來，才能從鑑定報告中寫出了X的犯罪原因與人生故事（鑑定報告前7頁內容是X的家庭與個人剪影，以及缺乏、中斷醫療的悲劇，因涉及個資不便寫出）。大家喊著「司法資源有限」、「國庫資源有限」、「聰明司改」，但有沒有想過，金錢買不回4年青春？
1萬多元，不值一個有智能障礙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青春與治療？可惜的是，高層大多時候想的是應付民意、媒體，而不是這些不為大眾注意的陰暗角落。寧可花費大量金錢去辦一些沒有意義的活動，卻不願意擠出經費去解決司法鑑定的問題。
檢察官很心痛的想，如果傳喚4年前的那位「訪視員」到庭，把鑑定報告拿給他看，他要如何解釋他當初那段害了X好幾年的證詞？檢察官更不懂，那位「訪視員」怎麼能紅口白牙說出一個智能障礙又疑有精神疾病的被告「浪費醫療資源」？
當年聲請、判決強制工作的司法人員，如果看到這份報告，是不是還會做同樣的決定？
X從少年時期開始出問題，在缺乏家庭、社會、醫療的支持下，不斷進出監所，並且送去台東泰源強制工作3年，司法始終沒有介入直指他犯罪問題真正原因，轉眼間，X過了而立之年。
青春從此消逝。
X的傷害與竊盜案審理期日，檢察官於求刑時，基於客觀義務請法官考量X輕度智能障礙、罹患思覺失調症，依照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檢察官並不是在為他所做的錯事找藉口，而是因為，刑法第19條的立法目的在於，對於一個生病而導致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減低的人，不應該以嚴厲的刑罰加以過度苛責，而是應該搭配保安處分的規定，從醫療方面直指問題核心並解決問題。
然後，檢察官憑著花了1萬多元成本得到的專業鑑定意見，成功說服法院判決監護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