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秘書長黃佩蔚則認為，這場疫情對藝文界，或許是個痛定思痛的機會，「以前覺得有（合約）也好、沒有也好，現在才會知道重要性。」
黃佩蔚說明，合約其實是態度問題，在紓困補助連電子郵件都可以被認定的情況下，哪怕只是通信確認工作時間、地點、薪水也好，不一定要拿出白紙黑字的制式合約，「重點是你能不能在工作之前，確認自己的權利跟義務，這是態度問題。」
不過，即便紓困條件從寬認定，對於口頭協議，仍然難有作用，但這卻也是藝術工作者接案常有的情況，黃佩蔚便指出，資方最喜歡打電話談案子，但這種其況下，除非特別錄音，否則事後根本拿不出證據，所以最好是打電話後，寫個訊息確認一下細節，她也像藝術工作者喊話：「如果有個天災讓你血本無歸、知道以後要簽合約，也是有所得啦。」
「補助應該更有選秀意味」 藝評人嘆公門思維被「獲補率」綁住
從疫情爆發，到藝文紓困方案初見端倪以來，藝文界不乏有「擴大、從寬補助」呼聲，但吳牧青認為，這凸顯台灣藝文生態，已經太習慣仰賴獎補助的事實。
吳牧青指出，藝術家慣性把獎補助當成經費來源，「可是其實補助，應該是市場能量沒那麼夠，是補本來市場動能還沒跟上的部分，或是不一定馬上有商業化支持的方向。」
吳牧青並認為，補助應該更有「選秀」意味，因為本來應該是獎勵性質，公部門不該一直拉大補助範圍，強調來申請幾件、最後補助幾件的「獲補率」，卻造成獲補助名單裡，最好的計畫、剛好達到門檻的計畫，獲得的資源差不多，反而造成比較好的團隊，無法再獲得條件提升，「何況如果拉大補助範圍這麼有效果，藝文圈不會這麼多互相壓榨的事。」
對此吳牧青舉例，像藝術工作者常常彼此交換，你幫我做什麼、我幫你剪輯影片，這些活動其實都有經濟價值，只是過去被隱藏起來，「當他沒變成交易現實的時候，其實都是在壓榨每一個實際的生產力」，他也同意，這些交換行為，也常落入沒有明確合約認定，而在遭遇延期、取消後無法求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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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保險公司不想管、受保人身分難認定 藝術保險卡關多年
勞動權益不佳、仰賴補助是長久問題，對此，藝文界也不乏討論，必須增加保護機制，其中設立藝術工作者專屬的保險機制，便是一項討論；根據藝創工會調查，除行政類型工作者外，大多數藝術工作者投保勞工保險比例皆不滿5成，勞動保障長期匱乏。
黃佩蔚指出，一般勞工有失業給付，如果藝術工作者就像一般勞工，那只要申請補助就好，不需要再有紓困方案，但像失業給付要提供離職證明，補助規模則是離職前3個月薪資的6成，藝術工作者常沒有雇主，薪水也不固定，這就是難度，她呼籲，文化部要跟勞動部要對接討論，就算疫情結束，這些事還要繼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