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環境正義的四個面向，其實都非常具體的牽涉到基本人權，如財產權、工作權、生存權、健康權等等現實問題，而非虛無飄渺的抽象理想。而從世代正義或公平的角度來看，種種的環境損害，包括全球暖化，其實到頭來等於把爛攤子丟給下一代，或可解釋為何全球的青年世代近來崛起的各種環境抗爭。
眾所皆知，政府當前推動的綠色能源轉型，不僅僅是追求再生能源發電而已，而是整體的電力系統基礎建設，乃至於交通規劃、國土空間規劃的社會全盤轉型（見延伸閱讀），以此，勢必牽涉到土地利用，無可厚非。但也正因如此，當前國土空間規劃之陋習如不改革，恐怕事倍功半。
所謂的陋習，暫且不提本次引起爭議之「國家重大建設」入法，即使是一般的「興辦事業計畫」，往往是主管機關已經核定並編列預算，才啟動後續「環境保護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土地徵收計畫」，導致後續三個計畫之審議如同花瓶，僅能配合主管機關（見延伸閱讀）。相關民眾更是常常等到計畫已經木已成舟，才得知自己的土地要被徵收，多數人更不可能有時間、精力、財力與政府長期抗爭、訴訟，而必須吞下去，接受政府與建商開出之條件；少數抗爭者則被政府與建商鋪天蓋地的抹黑為釘子戶。然而，我國過去數十年來如此頻繁動用侵犯人權之徵收手段，反而造成國土規劃混亂、缺乏效率。農地上產生數萬違章工廠，工業區內卻充滿閒置土地，即為明證。以此，所謂具有「效率」的當前國土空間計畫體系以及所謂有「彈性」的「國家重大建設」機制，恐怕僅是意識形態宣傳成分居多，缺乏事實根據。
回到能源轉型方面，由於國土空間規劃缺乏人權、民眾參與、環境考量，卻獨尊所謂「經濟效率」至上，而導致能源轉型遲滯，最好的案例，也許莫過於美國。
隨著19世紀末期電車與火車的興起，原本居住在市中心的較富裕階級開始搬往市郊以躲避擁擠與吵雜。地理上生活場域的區隔，也使的資方與勞方產生更多對立的意識。在市郊發展的過程中，開發商也更進一步發揮政治影響力，要求政府廣設大眾運輸，鐵路公司也開始在市郊區布置線路與站點，而鐵路的設置也不再是純運輸與交通考量，因為鐵路公司本身也加入土地開發的行列，並時常把路線劃在別人的土地上，而使自己公司買在附近的土地得以開發賺取利潤 （不妨對照台灣近來各種軌道建設之抗爭案例）。
當越來越多富裕人士搬往市郊區，城市也越加衰敗貧窮，更加速有錢人搬離的風潮。逐漸地，市郊也不僅是有錢人的居所，而成為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夢寐以求的居住模式，擁有市郊的房子，成為一種奢華舒適的象徵，而更有錢的頂尖族群則掌控大部分的土地相關資產，並以高級的鄉村俱樂部來區隔自身與其他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