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報導中引述消息人士表述稱，1月11日左右，武漢衛生部門官員開始指示當地醫院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經逐級檢測並在湖北省衛健委同意後才可以上報，之後多日武漢醫療系統停止使用這一內部系統上報肺炎疫情，而武漢衛健委的官方通報中，1月6日至17日均無新增病例。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向媒體表示，武漢是在中國國家衛健委介入調查並要求直報後才開始上報病例的，但中間一段時間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停了下來。
這段時間恰好正值湖北省「兩會」召開期間。
每年三月份的「兩會」是中國最重要的年度政治活動之一，對維護中國領導人和共產黨的形象地位至關重要。 各級地方政府會召開本地「兩會」，為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做好鋪墊。這期間，全國的「維穩」措施升級，對所謂的負面新聞壓制不斷。
1月6日至17日期間，武漢市與湖北省相繼召開「兩會」，在官方媒體對會議的報導中，沒有見到任何官員有提到與疫情有關事宜。湖北「兩會」閉幕後，武漢衛健委才分別在18日與20日兩次通報新增病例百餘例，但這個數據的真實性仍然受到懷疑。
由多名中國疾控中心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顯示，1月22日之前，不僅在武漢，整個湖北已有數百人發病。
中國官場「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
許多民眾認為，武漢與湖北官員的「不作為」使得湖北沒能及時對疫情作出反應，錯過了時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多年來中國官場上缺乏監督，「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風格在各級機構根深蒂固，這種情況下，官員的主動性與能動性都受到打擊。
武漢市長周先旺曾在接受採訪時承認，早期訊息披露滯後的是因為需要得到「中央授權」。
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指出，中國體制近年來愈發「剛性」，制度約束越來越多，官員自主能動性越來越小。
「這個剛性體制導致了兩個可能的問題：第一，自下而上的訊息流通困難；第二，啟動應急對策的時間滯後，」他在與BBC中文的專訪中表示。
疫情變得一發不可收之際，1月20習近平作出回應，三天後，武漢封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2月3日召開的會議上，習近平提出，這次疫情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之後他接連撤換湖北及武漢的「一把手」，選擇自己信任的政法系統官員接替，以期更穩妥推進當地工作進行，緩解民怨。
但沒有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僵化的體制很難得到結構性改變，新的問題只會層出不窮。湖北及武漢領導班子換血後，武漢「朝令夕改」的「出城令」顯示地方權力中空，管理混亂；中國副總理孫春蘭視察居民區時，住戶高喊「假的，全都是假的」，顯示民意的不滿仍然強烈；在習近平視察武漢當天，一篇講述最早向身邊人提醒異常的武漢醫生經歷的文章在中國被大肆封鎖，但網民們把文章翻譯成不同文字版本，甚至包括emoji與甲骨文，只為讓文章可以不斷傳播，顯示民眾對高壓管理體制的憤慨與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