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是台灣公衛上的抗疫之戰，也是台灣主體性一吐胸中塊壘的抗議之戰。我們要在中國帶頭的全球霸凌下，跟國際社會覆述自己的名字，因為我們是一個有意義的存有者。
過往解釋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有利的國際因素，也就是美國基於地緣政治理由對台灣刻意的扶持，包括開放美國市場、下單給台灣並提供製造技術與設備，甚至於容忍台灣的技術抄襲。
第二種是國家因素，也就是政府對企業的國家領導發展（state-led development），官員能夠基於國家長遠發展目標，使用政策工具幫助也規訓資本家，發展出支柱產業。第三種是社會因素，也就是中小企業的彈性生產，讓台灣在出口導向工業化過程中，以「做中學」的技術升級，不斷地在國際供應鏈中往利潤更高的工序攀爬。
三種說法各有經驗證據與學術研究加以支持。因此，真實狀況很可能是三者在不同歷史階段，以不同比例綜合與變化而成。這些因素一方面讓台灣在戰後的人均ＧＤＰ成長了二十幾倍，但也讓台灣社會在威權國家壓制下，為經濟成長付出民主化延滯、工資低下、貧富差距與環境惡化的代價。
台灣為何、如何超前部署
台灣以世衛（ＷＨＯ）棄兒的身分，在這次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中，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超前部署」。但超前部署得以成功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優勢相互整合產生的結果。防疫成功展現的是台灣的國族認同邊界趨於穩定，對集體長期利益共識的浮現，使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臻於成熟。它是台灣民主化之後極少數重現國家領導發展的成功案例。
相較於「工業四．○」、「人工智慧」、「以人為本」等目標空泛的政策概念，這次防疫目標明確清楚，就是防止台灣因得不到世衛組織即時的訊息，再次陷入類似ＳＡＲＳ的公衛災難中。因此，疫情在去年十二月底武漢爆發時，疾管署隨即在一月十二日派遣專家實地勘查，回來之後就預判會爆發大流行的可能，必須有展開阻絕病毒於境外的措施。
就算最終無法防止社區感染，至少也要延長發生時間，以爭取人力與物資整備時間。這樣的判斷能力不只是因為ＳＡＲＳ付出七十三條人命，更重要的是歷年來與中國交流所累積下來的「亡國感」風險意識。
一位經濟部的決策官員透露，在預判會爆發大流行後，經濟部就負責開始在世界各地下訂單進口口罩，「有些口罩幾乎確定就要坐飛機進來了，但有許多在最後一刻被攔走。」因為這中間情勢進展得很快，一月二十日中國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在央視承認武漢病毒可以人傳人，二十一日台灣出現首例確診，台灣民眾開始搶購口罩，甚至於有人戲稱農曆年過年紅包要改包口罩。
阻絕疫情於境外，邊界愈趨明顯
當民眾的搶購危及第一線醫護體系的安全存量時，進口又不可得時，台灣口罩被下令禁止出口，後來更進一步利用健保資料，延伸為口罩實名制以求涵蓋全民。這是一種緊急狀態下，國家對戰略物資的管控手段，健保特約藥局短期內被動員起來做配給工作，對國家這個強制性作為，民主化之後的公眾，在幾乎沒什麼重大紛爭下，依序排隊領取口罩。它展現的是平日眾聲喧譁，但對共同體的集體利益是有成熟穩定的認同。
另一方面，經濟部決定投入兩億元建生產線，工具機公會不計成本地投入人力，將六個月的上線生產時間縮短到一個月。這個口罩國家隊顯示兩件事情：一、台灣的精密機械製造能力與彈性分工優勢依然存在；二、在已經民主化的台灣，民選政府不再擁有威脅利誘的政策工具下，這種合作只能關鍵性地訴諸「我們台灣人」的集體認同。
在沒有世衛組織的訊息下，台灣還展現能力進行疫苗的開發與生產的生醫技術。台灣以其堅強的存活能力與防疫成就，在中國與世衛的打壓下，反證了他們的荒謬。這種反差在全球大流行之後更加為世人所認識。台灣有些人可能對香港的反送中覺得事不關己，但對防疫卻不敢不卯足全力，阻絕境外，「境外」所涉及到的邊界概念因此愈趨明顯。
我們是有意義的存有者
台灣與其他東亞國家一樣，是在被殖民的過程之中進入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戰前是以日本殖民地的身分出現，在戰後則是在美國的保護國（protectorate）與中國國民黨移墾殖民政權的雙重壓力下，逐漸走出自己的民主道路。如今又再次面臨來自中國的主權宣稱，成為一個具有一切建國條件，卻無法在國際社會擁有自己名字的世界孤兒。
我們要在中國帶頭的全球霸凌下不斷地覆述自己的名字，維持自己的記憶，提醒自己以及跟別人證明，我們是一個有意義的存有者。武漢肺炎是台灣公衛上的抗疫之戰，也是台灣主體性一吐胸中塊壘的抗議之戰。不能明白或不肯正視這個多重意義的人，就無法觸及台灣認同的靈魂深處。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24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