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影《南山的部長們》在台灣上映，讓南韓前總統朴槿惠之父，大獨裁者朴正熙的故事又再度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朴正熙與蔣中正同為冷戰時代的亞洲反共領袖，而且還都是一邊推行威權統治，一邊將貧困的南韓和台灣帶上經濟起飛的亞洲四小龍之路。為此兩人各有大量的擁護者與反對者，在台灣與南韓的歷史地位至今仍處於高度爭議的狀態之中。
然而同為接受日本軍事教育的強人，蔣中正與朴正熙雖然看似具有高度同質性，統治國家的手段卻不盡相同。《發展型獨裁與朴正熙時代：大韓民國現代化的雛型》（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and the Park Chung-Hee Era: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一書的作者李炳川（Lee Byeong-Cheon），就對蔣中正和朴正熙兩種不一樣的統治模式進行了簡單的對比。
李炳川指出，面臨中共與北韓威脅的台灣和南韓，確實都是以犧牲民眾參政權的方式來防範匪諜滲透，進而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才能促使國家經濟的發展，讓台灣及南韓人民享受同一時代中國大陸和北韓所沒有的富裕生活。然而蔣中正與朴正熙的第一大差異，首先也是彰顯在兩人不一樣的經濟政策上。
一如姜尚中與玄武岩在《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一書裡的說法，朴正熙效法戰時日本的「統制經濟」來治理南韓，以政府力量介入扶持大型財閥崛起。此舉確實大幅加速了經濟成長的速度，讓南韓比台灣更早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累積在國際社會上的競爭力。不過南韓也因此產生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問題，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辦法獲得有效解決。
反觀蔣中正時代的台灣，或許是受到國共內戰失敗的刺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沒有忽略掉社會上的弱勢族群。李炳川指出，蔣中正是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為基礎推動經濟建設，同時扶持大型國營企業與民間中小企業。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台灣的經濟發展雖然較南韓遲緩，但卻也因此更為穩定。
因為大型國營企業是掌握在政府而非財閥手中，國家絕大多數的財富不至於被掌握在少數商人和資本家手中，而是能在技術官僚的督導下更為平均流向社會。中小企業與關係企業逐漸成長茁壯，讓台灣在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能夠達到「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最高境界。蔣中正的經濟政策在李炳川看來，為台灣帶來的是更多的貿易順差和財政儲備。
朴正熙領導下戴起來的「漢江奇蹟」，並沒有讓南韓真正發展成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是讓三星集團、現代集團、樂喜金星集團、鮮京集團、樂天集團與大宇集團等大型財閥掌控國家80%以上的經濟資源，甚至反過來影響國家政局的發展。財閥一方面給南韓經濟帶來巨大起色，但卻也更肆無忌憚的剝削中小企業與底層民眾，帶來更多的政治動盪及社會對立。
與蔣中正的政策比較起來，李炳川認為朴正熙給南韓帶來的是更多貿易逆差與外債。而從南韓財閥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辦法被有效管制的情況來看，也能看出台灣為什麼自90年代起能夠完成民主化轉型，南韓卻是自朴正熙以來沒有一個總統有「善終」的關鍵原因，那就是中華民國擁有比大韓民國更容易發展自由主義的土壤。
首先是蔣中正從大陸帶來的技術官僚和知識份子，大多數都經歷過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早就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封建禮教產生巨大質疑。雖然在確保國家社會穩定發展的前提下，他們接受了蔣中正父子的威權統治，但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已經深入骨髓。哪怕是如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這樣最效忠蔣家父子的外省軍人，也都隨時做好了要「軍隊國家化」的準備。
再來則是蔣中正本來就把威權統治視為一種防範匪諜滲透的手段，從其在1947年就推動行憲，而且還刻意將行憲紀念日選在12月25日聖誕節來拉近與西方世界距離的做法上來看，他的終極目標還是希望中國走上民主憲政之路。台灣從1950年起推行地方自治，於1954年就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選出了一個黨外市長高玉樹，足見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是有推行民主憲政的堅強意志。
對於朴正熙而言，威權統治就不只是手段而已，而是他自1961年5月16日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以來就制定的根本目標。如果朴正熙沒有在1979年被暗殺，那麼他統治下的南韓就極有可能發展出一個獨裁專制規模不下北韓金家的朴家王朝。朴槿惠不只將繼承其父擔任大韓民國總統，而且還將跟金日成一樣掌權到死亡為止，絕對不會因為有個干政的「閨蜜」就下台坐牢。
在《發展型獨裁與朴正熙時代：大韓民國現代化的雛型》中，李炳川甚至指出朴正熙1972年建立的所謂「維新體制」（Yushin），其實本質上與北韓金家推行的「主體思想」（Juche）沒有區別，追求的都是萬世一系的家族統治。儘管朴正熙的私心沒有得逞，南韓卻仍陷入經濟蓬勃發展，政局高度混亂的惡性循環之中無法自拔。
另外李炳川還提到，如果不是美國需要拉攏南韓對抗蘇聯、北韓與中共，並推動日本在朴正熙時代與南韓恢復邦交的話，所謂「漢江奇蹟」的成功根本不會到來。除來自日本的投資之外，朴正熙還以派遣大韓民國國軍投入越戰的方式換取美國的經濟援助，否則李炳川認為南韓的經濟將全面崩盤。他認為南韓的經濟奇蹟是得力於有利的外在環境，而非朴正熙本人有什麼高明之處。
包括從60年代開始就挺身對抗朴正熙的金泳三與金大中在內，沒有一屆南韓總統不受到朴正熙的「魔咒」影響。就算沒有慘遭親信暗殺，也會因為自己或者家人接受財閥行賄遭受調查，下台後沒有坐牢者已實屬萬幸。更不幸者如盧武鉉，雖然頂著學歷最低總統的草根光環上台執政，最後還是落得一個跳崖自殺的下場。
這一切的關鍵原因，還是在於朴正熙遇刺前給大韓民國帶來的遺產只有「漢江奇蹟」，沒有為後來的民主化打下良好基礎。原因來自於朴正熙認為來自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韓國本土的產物，不配為韓國人所擁有。畢竟20世紀之初還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人，是沒資格和發起「新文化運動」的中國人一樣追求「德先生」的。
反而是與「五四運動」一樣發生在朝鮮半島的「三一運動」，才真正影響了南北韓在20世紀的發展。「三一運動」的目標是爭取朝鮮脫離日本獨立，自然而然界定了「民族主義」，而非「民生主義」或者「民權主義」為戰後兩韓的發展主軸。儘管朴正熙在二戰期間效力親日的滿洲國陸軍，但是他仍強調此舉的目的是為了學習戰後爭取朝鮮擺脫殖民統治的軍事技術。
一切的社會矛盾與不公，只要碰到「民族至上」的口號就必須讓位。這樣的思維讓南北韓老百姓自1948年獨立建國以來，幾乎無條件接受財閥和金家政權擺佈72年之久，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不過財閥與金家並不是南北韓人民痛苦至今的真正根源，真正的根源還是來自於朝鮮民族的傳統文化陋習，那就是過度追求長幼有序與階級分明的社會制度。
正如樸正熙在《我們國家的道路》一書中所言，信奉傳統儒家思想的朝鮮人之間只存在五種不同的人際關係，那就是君與臣、長與幼、父與子、夫與妻和朋友與朋友的關係。而這五種關係之間沒有一種關係稱得上是真正平等的，在關係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必須無條件服從於處於優勢地位者。此般認知，讓南北韓人民難以在腦海中建立起「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
朝鮮人逆來順受的性格，讓他們在日本殖民下當了整整40年的順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獲得解放。然後又在金日成與朴正熙等獨裁者建立的體制下，遭受各種蹂躪到21世紀的今天都還沒有結束。如美國或者中華民國般的民主制度在朝鮮半島上順利運作，恐怕是一個連1984年出生的筆者都只能奢望的美夢，這或許是為什麼朴正熙沒辦法在南韓開展政治改革的真正原因。
不過往好處想，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或許因為南韓社會存在著如此高度不平等的階級制度，卻又沒有像北韓那般處於絕對的獨裁封閉狀態，大韓民國的文化人才能拍出如《李屍朝鮮》、《寄生上流》與《大畫特務》等高度帶有自嘲與諷刺意味的優秀影視作品。《寄生上流》已經獲得了奧斯卡獎的肯定，現在我們就來期待這部《南山的部長們》能取得什麼樣的傲人成績吧。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