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專欄上一篇文字中，我已多有論述，關於馬英九在2014年11月29日九合一地方大選中遭到徹底否定而莫大潰敗，主要是因為過去六年多，馬英九個人在國家治國理政領導力上的過度致命性地求敗自弱，在經濟國政治理上，也讓國家發展過度淪陷於致命性求敗自弱政策所致。
尤其是，後一項因子的總體政治經濟構面影響效應，不但毀損了馬英九個人的政治生命，讓「馬英九經濟學」破產，也造成了執政黨國民黨相當深層的嚴重創傷，更為重要的是，更使得整個國家願景破滅，經濟實力活力動搖頹壞，對外吸引力喪失，全球競爭力落空，才是莫大罪過，值得再作進一步檢討與探索。
拿超額福利國家政策作為治國綱領
「馬英九經濟學」的求敗自弱政策，最核心的敗筆，是掌政以來，竟拿超額福利國家政策作為經濟治國綱領，徹底消蝕損毀了臺灣經濟績效與社會動能的根本基礎，且適得其反地，更加惡化了臺灣悶經濟與無感社會。
事實上，讓臺灣「嚴重超額擴充社會福利支出」肇致養成高度「福利貪吃症」(welfare gluttonousness)傾向，形成整個國家社會大惰性(inertia)的始作俑者，其實是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施行兩年之後的游錫堃內閣，在臺灣65年經濟發展史上，第一次讓國家年度總預算的社會福利支出項，超越了經建及科技發展預算的加總，其後直到馬英九第二任期今天為止的歷任內閣，都祇有一路承緒，且越來越發惡劣化此一超額福利國政的嚴重傾斜態勢，尤其是2008年起馬英九「環保絕對優先於經濟」以及「無盡追求絕對公平正義」的國政主軸，竟採行起比較陳水扁更加「過度左傾的討好選民政策」，尤其更讓這一超額福利支出預算編排，益發深層徹底地毀壞了國家財政經濟體質。
經濟振興後 必然的福利需索傾向
致力追求「福利國家」願景，想望「讓全體國民福祉達到極大化」是七十年前多數先進國家社會的普遍憧憬。這一既往憧憬的實現、擴散、普及直到1990年代的大破滅，其整體過程與結果，的確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來分析與詮釋，為何馬英九「絕對討好選民」的求敗自弱政策，竟然反而會肇致如此「不滿意」「無感動」「惹嫌惡」的社會大反動，乃至九合一選舉「兵敗山倒」的大潰敗，其癥結與原由。
「福利國家」願景的猖行，乃是因為二戰結束後，先進國家以現代化推動社會重建，及以工業化推動經濟振興，歷經二十年時間後，各個國家政府治國績效，都有了極大進步與提升、尤其是所得效應(income effects)的增進國民財富，就業效應(employment effect)的增加廣大就業機會及職場工作品質，所創造出來的龐大中產階級，就在其工作穩定及收入提高的普遍態勢下，絕大多數人們開始重視家戶及城市化的生活水準效應(standard of living, SOL, effects)，以及生態環境的生活素質效應(quality of life, QOL, effects)，二者對於現代經濟生活的越來越發重要。這樣子的需求與渴望，很自然就普遍反應到了越來越趨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態上，追求更高「國民福祉」的訴求，遂一變成為所有先進國家政治人物爭得更為國民選票的重要賣點。
福利國家總是由盛為衰、低緩滯後
這一趨勢演變發展，促成了歐洲大陸在1965年全面邁進「福利國家」社會(the welfare states)。所謂福利國家主義(welfarism)的經濟社會，就是把國家最大量且高比重的公共資源，都投注在建構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國民福祉事項、工薪階層的照顧、推行高檔次的失業保險與救助、偏荒弱勢貧窮的濟助撫慰、公醫制度、安寧幸福社區。
大歐洲的福利國家主義，從1965年到1995年整整實施了30年。然則，其深化發展的最終結果是，使得二戰之後最強盛富庶，先進社會政治、領先經濟科技、優勢服務產業、軍事武功超卓、文藝壯闊宏偉的所有歐洲國家，紛紛陷入衰微頹落，國家財政因為福利支出遠遠超乎公共總支出的20%以上，以致財政敗壞，赤字經年越發弱化國力，也劣化了經濟發展基本面，包括製造業及服務業部門，紛紛退落到北美，甚至新興亞洲(尤其是日本)之後；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國際產業經濟社群地位排名榜，就足以映現這一切，而其整體社會民生，反而在高蹈福利政策之下，更加傾頹不振，社會物價高起，民間失業率更從1965年之前的平均2.6%以下，暴升到常年停駐在兩位數水準，甚至輒見有30-40%的驚天水準；而最令人感覺弔詭的是，歐洲社會民眾普遍對於大力放送社會福利的執政黨及其核心政治人物，迭有超高的忿懣與疵議，以致大為縮短其執政年期，使得各國政黨輪政更迭的間距，更是越縮越短。
惡劣的「福利貪吃症」反噬效應
大歐洲福利國家夢魘，其實正是經濟社會學的典型「福利貪食症」效應現象。也就是說，在發展經濟學的實際演進歷程經驗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弔詭的經濟社會現象：第一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福利措施越好越豐富，反而越會助長經濟社會惰性(inertia)，也越會嚴重破壞了社會的勤勉節儉美德，使經濟活力為之越趨鈍化；第二是，社會福利越豐盛越好，國民對政府社會福利給付的需索，就會變得更加貪饞、更不能滿足，而要更倍加需索，要更加好又更加豐盛，這也是造成了整個民主政治社會的所有政治人物，競相使用加重社會福利「買選票」的行為動作，且必須越買越兇，越是競買就越得倍數加碼「重味」的原因；第三是，社會福利的派發放送，通常都祇能針對性地採取「身份地位」為標的之方式，亦即祇能「無差異化地」針對勞工、農民、軍人、學生、公務員、社會「貧窮者」、「弱勢者」「年長者」或「偏遠區域」，然則，一旦其所派送的福利內容及份量，越加越重之時，卻反而更會輕易造成一種「逆失衡現象」，為整體社會創造出另類的，新的社會不公平，其結果是更加顛覆了自由開放市場應有的社會「自然調節能力」，更嚴重傷害了國家經濟的「吸引力」及「競爭力」。
1995年歐洲的幡然醒悟
1991年歐洲單一化運動，使歐洲共市(EC)再造組成歐盟(EU)之後，已然具體警覺到這種「福利貪吃症」的嚴重負向作用及其惡劣化效應，正在驅使整個歐洲大陸淪落成為二流社會；這一醒悟，直到1995年才經由歐洲議會的決議，翻轉「歐洲福利國家主義」變成為足以向美國看齊的「競爭力國家主義」，競相大幅度削滅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比重，限縮社會福利派放的廣度與深度；當然，個別國家之間，也將既往三十年所採行的直接稅國民所得稅率，從48%到65%為下限起徵點，紛紛予以調降到，可以有效參與國際競爭的22%，或最高不逾42%的相對低水準。
1995年歐洲議會的大改革，促成了過去15年的「歐洲復興」現象，也造成了廿一世紀初啟階段，歐元的國際地位與份量，足可以和美元相抗衡的新局面，而且，也更進一步穩定了歐元國家政府政黨輪替的穩健化與正常化，國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反而比起高福利政策時期，更高更平穩，儘管過程中。或有一些無傷大局的插曲發生。幾乎每一個別歐洲國家的顯例，都可以作為這一大勢發展的良好佐證與註腳。
法國歐德蘭反動的大挫敗
不過，法國的2012年反動，也提供全世界一個更新的可以省思的近例。歐德蘭(Francois Gerard Georges Nicolas Hollande)在2012年，能夠擊敗振興經濟有功的沙科吉，而擔任法國第24任總統，主要的政見就是完全採納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新資本論》媚俗的「高課富人稅」措施，並以增進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訴求，直讓法國重新回返1995年以前的那種福利國家社會。然則，歐德蘭掌政不到年時間，法國經濟竟告遽然反轉，全面大幅頹退，失業率從9.8%，連年被擠高到超過10%的兩位數，更是1995年以來僅見的高水準；這一治國績效結果，已經逼得歐蘭德，在2014年11月6日已經公開宣稱，2015年起，在其任內將絕不再課徵額外的新稅，倘若當前這種惡化情勢，改正不了，則將放棄2017年競選連任。這是超額社會福利措施，必然造成政府治國績效惡劣化的最新近例。
逆轉「福利貪吃症」效應的反反動
「福利貪吃症」不止在歐洲，其在全世界實務驗證中，所顯現的共同社會病徵，通常就是：「政府施予福利越好，社會的索求福利水準，也會越高，也會更加要求更加倍的好」，以及「社會福利施予越多越好，社會對於執政滿意度，反而變得越低也越差」。
這種趨勢傾向的「具體映像」，可以在兩次能源危機期間，新加坡李光耀政府的施政經驗中看到，可以在90年代的北歐諸國，既將所得稅率下限從65%調降為42%之同時，全面減半社會福利措施的結果，是使其國家經濟績效更好，其執政黨的掌政穩定性更高，普京(Vladimir Putin)於2012年3月第三次當選俄羅斯總統，也是大力轉向改採自由經濟制度，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措施，甚至於放寬每周基本工時為56小時卻反而積極振興了俄羅斯經濟活力與動能，相同的情形亦見諸於歐豬五國，在國債危機壓力下，撙節財政，大削社會福利支出，五年來的政經社會演變狀況，與前揭諸國之例，完全如出一轍，可見其逆轉效應之一斑。
求敗自弱政策的廿一世紀「臺灣悲劇」
倒是我們今天在臺灣，卻正在眼睜睜地看到，1965年後歐洲國家「福利國家主義病症」徵候群，全本原版地現演起來，一片令人心憂現象：在「馬英九經濟學」的「嚴重超額擴充社會福利支出」求敗自弱政策下，從無限上綱的「公平正義」追求、「身份福利措施」的不斷加碼加重、臺灣式超額勞動保護主義、鎖國經濟政策的更加僵直化、仇富反商醜官的行政具象化與行動化、社會福利支出超越20%大紅線且有直通50%超限「足以肇致國家財政敗壞頹廢」的經濟腫瘤問題，而且青年新世代更有越發顯現「經濟惰性」徵候等。
類似歐洲式福利貪食症的負向作用力，其實已全面性正在嚴厲衝擊臺灣社會活力與能力，也全面性在嚴重腐蝕了臺灣經濟的吸引力與競爭力。
當然，「馬英九經濟學」的良善初衷立意與有限良好對外發展結果實績表現，也完全被這一波逆流完全淹沒與沖洗殆盡了。
這正是，廿一世紀「臺灣悲劇」的一個重要劇目呢！
李國鼎的警世建議
記得當年李國鼎先生承擔國家經濟發展工作，早在1960年代末，前往歐洲考察，回國向行政院報告，直陳臺灣必須學習歐洲，發展成為高度的福利國家，才有未來前途；然則，到了1970年代末的第二次訪歐回國，給行政院會的報告，則力陳福利國家政策的沒有未來，以及對國家前途的禍害，臺灣萬萬不可走上這一條路，李國鼎的建議，促成了1980年代臺灣的升級進步與繁榮富庶。而嗣後，歐盟議會也在1995年正式決議，廢棄福利國家路線，改走美國雷根式競爭力國家路線，乃成就了廿世紀末的歐洲再復興。
不能重返競爭力國家正軌 2016年必然再輪政
這也就是為什麼，儘管馬英九執政七年的外顯經濟政績，再怎麼良善優佳，並且遠遠勝過了陳水扁政權時期，然則，祇是因為他的無知且罔顧李國鼎的警世建議，卻又「政治失算」地竟然「積極錯誤地」繼續讓自己隨從於陳水扁「福利國家」政策措施，而深度蹈陷在「福利貪吃症」的惡劣流沙渦漩之中，甚至已讓自己淪為臺灣各項選舉的「票房大毒藥」。
倘若，在未來半年之內，「馬英九經濟學」不能「高度權謀地」大破大立，翻轉導正，讓臺灣快速重返80年代「競爭力國家主義」治國理政的正軌，給予2008年當時那68.8%支持者選民重燃熱望與初衷願景大復活，則2016年初總統大選，泛藍陣營的進一步崩解、國民黨再度大潰敗，以至於蔡英文的篤定再輪政，恐怕就不會令人太意外了。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