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台灣人年終票選年度代表字，得高票者或是「悶」、或是「苦」、或是「假」、或是「黑」，反正沒什麼好字。「黑」與「假」大概反映台灣人民對黑心廠商造假豬油牛油的深惡痛絕，而「苦」與「悶」呈現出大家對十五年薪資凍漲、貧富不均、年輕人一屋難求的無奈與焦慮。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似乎人民只能期待一些小確幸，而對於整體的、大結構的經濟翻轉，根本不抱期望。這樣的絕望感，是所有執政者最最需要警惕的。
那麼，在經濟悶了十五年後，台灣還有可能做整體的、大結構的經濟翻轉嗎？當然可能。但是我要向讀者說清楚：台灣經濟翻轉的關鍵，恐怕不在於某些人所鼓吹的「自由化、國際化」，而在於台灣產業政策的調整步伐。
談到產業政策，我好像總要花不少時間去釐清觀念，否則老是被一些書沒讀通、又需要吃補腦藥的小鬼糾纏。且讓我分幾點說明之。
一、產業政策不是指政府對產業的保護政策。早年台灣對汽車進口課極重的貨物稅與關稅，使得進口驕車車價超高。官員說，那是為了扶持國內的汽車工業，因為他們還太「幼稚」。事實證明，全世界保護幼稚產業的政策少有成功之例，絕大多數「保護」，其實是國內業者為了自身利益而遊說出來的「圖利」。保護政策將產業視為「媽寶」，通常對產業不會有幫助，只會讓台灣更不開心。
二、產業政策不是要政府幫企業省成本。有不少國家的企業家都試圖遊說政府替他們減免租稅、找便宜勞工、適用優惠電費、以匯率政策協助壓低出口報價等等。這些手段大概只有在「別的國家並未比照辦理」的前提下，能夠幫企業找到短暫競爭優勢。但是國家的產業政策不能建立在這種「別國笨到不會跟進」的片面假設之上。企業追求低成本天經地義，但是那要靠他們的真本事，而不是靠老大哥政府的護短。更何況，台灣拚成本怎麼拚也拚不過越南、中國內陸。
三、產業政策不能仰賴生產面的「規模經濟」，至少對台灣而言不能如此。有些產業如DRAM、大尺寸面板，需要大量投資，而且其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遞減。這方面的競爭幾乎是拚集團作戰、拚政府全面配合（例如上下游強制搭配、產學強制搭配）。韓國、新加坡等都是在這方面都很厲害，但是台灣的民主環境、社會輿情、中小企業型態，使我們在當下根本不適合打這種大規模投入式兵團作戰。
以上所提三點產業政策的負面列舉雖然內容有異，但是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產業政策似乎是「在給定的技術架構下，政府想要為企業尋找最好的發展」。但是，這種「給定技術架構」的前提，其實是傳統經濟下的概念。唸過經濟學101的人都知道，絕大多數的生產活動，都是適用「報酬遞減」法則的。在報酬遞減的規律下，先行者必定會慢下來、量產者的成本優勢終究會緩下來、原本別人不知道的技術秘密遲早會擴散開來，而長遠而言，一切經濟競爭的勝負，終究決定於經濟體本質的比較利益。因此，市場鸚鵡學派強調，政府產業政策只需要開放市場、自由競爭，便能激發企業潛能，產業會自然出現。除此之外，鸚鵡學派認為沒有掖助拉拔產業之必要。
但是在知識經濟、創新經濟時代，前述「給定生產技術」的假設就不再成立了。以電腦為例，我們從桌上型、手提、面版，到現在捷運上人手一機的智慧型裝置，短短七、八年間，真不知經歷了多少產品世代、軟硬體技術、規格改變，哪裡有「給定生產技術」可言？而目前的智慧手機看似無所不能，但是對於許多日常功能（例如健康、物聯、節能）等，又太過複雜，像是過度設計（over design)，誰知道將來又要出現什麼樣簡單的產品革命？如此快速更新的科技，用科學哲學的話來說，這是超快速的科技產品「典範移轉」，故在創新經濟紀元，生產技術是日新月異的，完全不符合「給定技術」的假設。
所以簡單地說，在傳統經濟、報酬遞減的環境下，企業競爭勝負大多決定於企業自身，我大致同意政府在此情況下能做的產業政策不多，頂多是匯率、土地、勞工、加工出口區等。但是在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之下，一波波產業更新速度極快，政府角色當然就多了。科技產品典範移轉快速，表示只有領先群才有生意，跟進者只有喝西北風。政府的角色之一，就是儘速促成新產業。例如，如果要儘快建立食品雲、健康雲的相關產業，當然需要政府配合諸多環節的串聯，譬如結合進口海關、農業生產、環境毒物管制、食品抽檢、履歷認證等，這裡面涉及百十種政府單位，若是沒有整合協助，台灣的優勢食品雲、品管產業怎麼可能迅速建起來？又哪有一家企業能夠獨自完成數十種公權力認證的串聯？
再如手機之外的千百種攜帶式智慧裝置，它們產品多樣，但是銷量不會如手機般大。每種智慧裝置都有它的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各需求不同的監測器、電池、傳輸優先性、穩定度。如果有個公共平台讓這些多樣產品的領域知識者能夠方便其做成產品原型或測試，當然有助於成千上百種未來型攜帶裝置的快速出現。同樣的，這種公共平台也是得靠政府去促成，沒有企業會做這種「公益」事業。
在知識經濟、創新經濟時代，成本優勢或大量生產的規模經濟都不是重點。創新經濟的「另類」規模經濟優勢，來自於邊做邊學（例如現在軟體好的，更容易研發成功新軟體）、來自知識研發的社會外溢效果（例如晶圓代工業成功帶動週邊晶片設計產業）、來自利潤流豐沛對研發的正向循環（例如現在技術領先則利潤高，故研發經費豐，易於成功開發下一波技術領先)。這些概念的整理，部份刋載於美國AAAS院長W. Press在Science 期刊2013年11月的一篇文章，值得讀者參閱。正因為創新經濟時代的研發產業有邊做邊學、知識外溢、正向循環等特色，政府的角色就更重要，而產業政策的思考當然也與傳統經濟時代有所不同。
最後，也要解說一下「為什麼財經官員那麼多博士，卻不見得懂得創新經濟產業政策」？這個問題的答案，繫之於「創新經濟」的定義。在1990年之前的五十年裡，經濟發展與經濟成長理論都還是非常「古典」的--產業投入主要是指勞動與資本，「創新」在生產中的的角色極不明顯。1990年之後加入知識與創新的經濟發展與成長理論，是P. Romer、P. Aghion、O. Galor等人的貢獻，謂之新成長理論，其文獻有些閱讀技術門檻。也許因為這些技術難度，使得不少「廿五年前的經濟學博士」根本不了解新成長理論，當然也就不知道創新經濟時代產業政策切入的理論基礎。用白話文來說，不理解新成長理論的財經官員，他們的知識還停留在石器時代。對於這些人，我只能勉勵他們「多讀書」了。
台灣的年輕人已經不開心很久了。為什麼不開心、為什麼悶？其關鍵絕對是經濟。為什麼台灣經濟過去十幾年無法闖出「創新經濟」的新局面？也許此中因素很複雜，但是至少其中一項，是因為絕大多數財經官員根本不懂得創新經濟，都還是用石器石代的傳統兵器（企業減稅、加工出口區、協助廠商取得土地、自由開放、吸引資金回台等），在打量子時代、奈米時代的仗。這樣能夠打贏、能夠翻轉經濟，吾未之聞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