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專文:講衛生─人類制度之惡正是病毒的幫兇

2020-03-18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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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各地,他寫道,他看到了「勤勞、骯髒、遲鈍的人」、「中國人吃飯時不坐在長凳上,而是像歐洲人在茂密的樹林裡大小便時那樣蹲著。一切都安靜、肅穆。連孩子也無精打采,看起來很遲鈍。」「如果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種族,那就太遺憾了。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光是這樣想想,就覺得特別沮喪。」在上海,他寫道,中國的葬禮「在我們看來很野蠻」,街上「擠滿了行人」;「空氣中永遠彌漫著各種惡臭。」「就連那些淪落到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痛苦。特別像畜群的民族,」他寫道,「他們往往更像機器人,而不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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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的歧視語言,可說觸目驚心,不過今日你在網路上,隨意就可搜那種斑駁的西洋舊片,大凡是某記者在「光緒某年」拍下北京前門一段錄影,鏡頭裡拖辮子、目光呆滯、面容猥瑣的邋遢人群,你大概心裡面也會有抵觸:咱祖先怎麼這副德性?而今在中國暴富之後,中國遊客的世界各地的不文明行為,大聲喧嘩、隨地大小便、爭搶擁擠,甚至在埃及神廟刻字「到此一遊」,再次證實「衛生」跟「民主化」一樣艱難。

愛因斯坦的「失落手稿」重現人間。(美聯社)
愛因斯坦日記,如實記載東亞行他對中國人的「歧視」。圖為愛因斯坦「失落手稿」重現人間。(美聯社)

「政治衛生學」

醫學、中產階級和民族國家,這三項建構了西洋的公衛制度。中國的這種建制,從晚清至民國是怎樣的進程,一項專業和冷僻的學問,這裡暫且略過,卻要說一說當時偏僻角落裡的一個響動:延安發起一場「思想清潔」運動,非常前衛。

本來「髒」在中國的現代語境裡,從所謂「五四話語」到「延安話語」中,有另一種意思。魯迅最早「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靈魂」,《呐喊》、《彷徨》兩個小說集呈現的農民,都是麻木保守(潤土,「故鄉」)、唯求「做穩奴隸」(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華老栓,「藥」);再如前面提到的胡適,定義中國傳統之「髒」,從封建禮教、包辦子女婚姻直到納妾、逼女人裹腳等等。顯然,知識者有「療救」大眾之責,但是這個「衛生」概念,在延安被毛澤東顛覆了,他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相比,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知識份子是「猴子」,西班牙殖民者便視南美印地安土著為「猴子」),要「脫胎換骨」。延安整風的口號是「懲前斃後,治病救人」,徹底顛倒魯迅「療救」文學所界定的「醫生」(知識份子)和「病人」(民眾)的位置,重新詮釋「乾淨」和「骯髒」的含義,在中國一個割據的邊區,承繼五四的「療救靈魂」而創造了思想改造的「政治衛生學」,這種治療有時是見血的,作家王實味就在整風中被砍了頭。

從西方引進的「衛生」概念,五四人先把它代入了「思想」,接著毛澤東這個「攪局」的梟雄,將它再升級為「改造」運動,這種「政治衛生學」影響了中國人近一個世紀,四九以後中共對知識份子「改造」、對民眾「洗腦」,一路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直到文化大革命「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最早講「靈魂」的是梁啟超),毛澤東被造神為「大救星」,從「個人衛生」到心理都陰暗猥瑣的一個「邊緣人」,主宰了十幾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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