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阻止記者抄個沒完，就各別對記者施壓，林聖芬說當時也是會被某些情治單位刁難「你昨天這句跟他講得完全不一樣」、被抓小辮子，但他也會告訴對方：「也許會有小出入，但沒有影響原意，並不是惡意報導。」
但那畢竟是戒嚴時期，碰到真的不能直接寫的事情怎麼辦？林聖芬就用「虛筆」處理，當時是個高中生的、如今也力推轉型正義、擔綱講座主持人的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也說，文字表現出來讀者一定接收得到，有些敘述就是很委婉的，例如「法庭上出現啜泣聲」。
美麗島大審期間，政府也展開「輿論戰」。後來成為學者的陳翠蓮也在檔案看到彼時政府展開所謂「秀朗三號演習新聞助理實施計畫」，新聞局、文工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警備總部嚴加部署，新聞局要負責運用電視、報紙做專題報導、告訴社會大眾為何要進行「軍法審判」，文工會則對媒體強調這是「對暴力台獨份子實施再審判，建立國人正確觀念」，甚至以媒體投書來引導風向。
當時政府對姚嘉文、呂秀蓮、施明德等被告極盡污名，然而林聖芬也道出他在現場看到的實況：「我們那時沒看到什麼『畏畏縮縮認罪求生』，沒有──他們就是一副『這我應該做的』的態度，這感動了我，就我那時觀察，不要說是旁聽席，連檢察官也去上了『民主的一課』。」
陳翠蓮唸出一段姚嘉文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這段話，曾讓當年身在第一法庭的律師頻頻拭淚，在場的人們也都淚流滿面，報導的人也是──
「我決定像彼得回到羅馬一樣，回到美麗島，跟我的朋友一起承受這災難，我已向妻子承諾，我將奉獻給妳命名的雜誌《美麗島》……被告請求，我們不承認檢察官指控的犯罪，我們願意為《美麗島》獻身，被告只要求無罪，不要求認罪而減刑，台灣民主運動的推展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姚嘉文，1980年美麗島大審最後陳述
「我還是很深的感觸說，我們要珍惜現在這些」
回憶起那段慷慨激昂的法庭，陳翠蓮說，她那時其實是高三、聯考前，那時她是個長期受國民黨教育的年輕人、也非常理所當然會認為被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的8名被告是「壞人」，所以法庭上的一切，對高三的她來說都是很大的衝擊：「我一直想到底誰是真的，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如果是壞人，這些『壞人』的家屬為什麼會被殺？衝擊很大，林宅血案發生了……而且當時說的『壞人』，他們為的是台灣的理想、前途。」
記者生涯裡，林聖芬也看到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當時美麗島被告、黨外人士林義雄被收押，老母親、3個女兒卻在家中慘遭刺殺，那時記者們心裡早有定見，只是無法得到證據去寫：「我們當時第一時間就說應該是情治系統去搞的，我們也沒有直接證據，但誰會去做這種？這麼慘痛的血案，我們聽了非常驚訝……」
1981年，林聖芬昔日在台大的同屆同學陳文成也被警備總部帶走約談，就從研究生圖書館掉下來了，成了一具躺在草皮上的遺體，成了人們說的「陳文成事件」；1984年發生江南案，《中國時報》早在1983年決定走開放路線，因此也報了江南案，就因為這樣被迫停刊。
終於到了美麗島大審之後多年的1987年，台灣終於解嚴了，政府終於不得不面對當年美麗島3大訴求，1988年報禁也解除，林聖芬記得在報禁解除前，公司招募一批新的記者，他跟新人們說明年要解除報禁了，「你們跟我們那時不一樣，我們有各種壓力要盡可能表述出來，但你們現在全部皆空，你們如果可以發揮，就把最真實的都寫出來、要盡可能地保存真實。」儘管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好友鄭南榕因此自焚，林聖芬還是盼望年輕記者們把一切留下來，經過時間的歷練。
一切不自由的、驚惶的記憶，林聖芬說起來彷彿像昨天才發生的事情，如今對著台下的年輕人們，說著那年代，他最想說的仍是，「還有很多難以看見的部份，我們做見證，這整個，是有太多堅持才能一步步走過來，絕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現場見證歷史軌跡、一步一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還是很深的感觸說，我們要珍惜現在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