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的大陸民運人士及流亡者對我都有一分羨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臺灣，同文同種帶來生活的便利以及飲食購物的舒適自不在話下，但這還不是我被羨慕的原因。我的這些流亡夥伴大多都有堅定的性格，外在環境不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夠在語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們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種社會，生活在異國並不致給他們帶來不便不適；他們對我的羨慕是另一個層面的：他們羨慕我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在臺灣有了家庭，成了「臺灣女婿」，但這並不必然給我帶來歸屬感。初來時，我享受著太太家人完全接納給我帶來的溫馨，彌補一些我對遠在新疆無法見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臺灣人的熱情中；享受著臺灣的現代文明；實踐著臺灣的自由；如饑似渴地學習臺灣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說實話，當然喜歡臺灣，但，是以外人的身份喜歡著，羨慕著臺灣。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尤其我的兩個孩子在臺灣出生、成長，我不僅是「臺灣女婿」，也是「臺灣之子的爸爸」，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一九九八年，我開始在臺中全國廣播主持談話性節目，在call in聽眾的鼓勵和帶動之下，那些過去以外人身份小聲謹慎表達的「觀察、想法」慢慢轉化成為在地的大聲疾呼的「意見、批判」。這節目被熱烈的接受了，我的臺灣人身份被平靜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臺灣身份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臺灣人身份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正是這種篤定，讓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以關心自己國家的出發點，在報刊、廣播、電視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政府、對政黨、對政治人物、對媒體甚至對臺灣選民的嚴肅批判，到了二〇〇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運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跟臺灣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運動中！
我自認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場是客觀的，但當然任何意見表達出來，聽到的人的感受都會見仁見智。對我所表達的意見，臺灣社會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不以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許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許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我對於這些指教也都能虛心檢討，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多麼對立，我「是不是一個臺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我的流亡夥伴們羨慕的正是臺灣接受了我成為完整的臺灣社會一份子。而今，我從容、篤定、倍感光榮地接受這個身份，並深懷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