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份受邀第一次踏上臺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超過十八年。
從一九九〇年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時，我曾目睹台灣仍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狀態下監控媒體，還只有三家電視台，白天與宋楚瑜會面，我所有不客氣的言辭，到了晚上新聞播出時居然都被「美化」。我還曾親眼目睹在台灣學運的促成下，國是會議的召開、萬年國會的終結；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有線電視在台灣從非法的「第四台」到全面合法且遍地開花幾十個電視台；九四年歷經極其對立的族群選舉之後，陳水扁以「快樂、新希望」為口號當選台北市長；我曾目睹新黨的成立，甚至在召開記者會的那一天還在趙少康辦公室與他會面，也曾目睹新黨的由盛而衰；當然，在取得台灣戶籍之後，更第一次投票，親身參與了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迎來政黨輪替的那次大選。九八年開始，我在台灣媒體以政治評論人的身份亮相，及至二零零四年，更親身參與了孤挺花學運，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更直接的關係。
今年年初，我走上被佔領的立法院主席台，從陳為廷手中接過麥克風，對著彷彿二十多年前自己的那些年輕人，充滿激情的高呼：「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