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回歸前，已是一個會向宗主國說「不」的城市。英國殖民地部的運作哲學，本來就讓總督擁有地方事務的最終決定權，駐外公務員也往往有本地化的傾向，加上在二戰後英國聚焦在國內的經濟問題，無暇理會遠東的事務，香港開始爭取自主的空間。說來諷刺，煞停香港政治改革的始作俑者，竟是港英政府。戰後，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以「政改會令香港冒上政治被中共滲透的風險」為由，力爭否決倫敦改革香港賦予港英官員和華人商業菁青特權的體制之要求。繼任的柏立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又成功爭取到倫敦停止審理香港的財政預算。無論如何，香港能自行設定匯率，亦享受一定的商務自主權，足見香港「自主」的個性。這當然令英國懷疑香港的忠誠，甚至在一九八二年拒絕讓匯豐銀行（HSBC）收購蘇格蘭皇家銀行（RBS）。一個自主個性顯著的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難免出現衝突。
回歸後數年，中央一直嚴守不介入特區事務的法律，當時香港人對中國信任頗大。二○○二年，中國國家隊首次晉身世界盃決賽週，不少香港市民並無對「祖國」反感，甚至在電視機旁打氣支持。但就在二○○三年七月一日，數十萬人走上街頭，出現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示威遊行。此舉誠然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對中央而言，穩定勝於一切，領袖對「亂」如臨大敵。於是，中央開始明目張膽干涉《基本法》指明不能干預的範疇。雨傘運動之後，希冀中央「手下留情」，更是痴人說夢。
商業菁英橫行的蕞爾小島
除了「國家」和「地方」意識在相互交流下產生的張力，香港的民生問題亦是市民對政府信心日趨下滑的主因。香港的權貴雖然喜歡把「政治」和「民生」議題分割，但其實兩者息息相關。早在英國人抵埗後，華人商業菁英就成為了殖民政府重要的盟友之一。於是，港英政府把商界和其他專業界別（譬如銀行界、工業界、地產商）納入權力架構，其組成的法定機構或諮詢委員會取代了宗主國的民主制度，焦點自然多在財團的利益而非大眾的福祉。直到中英雙方開始就香港的前途談判，中方觀察到商業菁英在香江的權力與影響力，所以在特區的委任人選上，他們亦理所當然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問題是，二戰結束之後，反殖浪潮席捲亞洲，港英政府開始重思如何在民生和商業菁英的利益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然而，中國卻錯判形勢，以為回歸後只要保障商業菁英的權益，香港就能長治久安。後果不難想像，特區成為了菁英的附庸，難怪今日香港政府一旦嘗試推行有利民生的政策如最低工資，往往舉步維艱。曾任法官的胡國興在選舉期間曾諷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就要向地產商「還債」，然而，假設他或曾俊華勝出，面對商業菁英，他們亦難有所作為。
結語：新特首難有作為
林鄭月娥終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上任。不過，有學者已隨即提醒，由於這位香港史上首位候任女特首的民意基礎薄弱，政府未來施政將困難重重。所言甚是。雖然選前有選舉委員表明會投「白票」，引起會否影響民望高企的曾俊華的得選機會之爭論，又有人批評勝算甚低的胡國興「鎅票」（瓜分票源），但結果已反映事實：就算把曾俊華的三百六十五票和胡國興的二十一票加起來，都不足以挑戰林鄭月娥。中央壓到一切。那怕民主派在選舉委員會取得近四份一的三百席；那怕萬人空巷擁戴曾俊華，對結果絲毫沒有影響。誰當特首，權在中央，以為民意能左右之，再次證明是自作多情。不只是林鄭月娥，任何一位人士，在此時此刻的處境下當上特首，既要對中央言聽計從，也無力制衡特區內的權貴，只能推行不利大眾的政治改革藍圖和民生政策。按當下的香港、中國以至國際形勢，可以預計，未來的五年（一屆特首的任期）將不會隨着特首的更換而有正面的改變，香港社會撕裂窘境必然持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