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一九八二年，正當鄧小平向柴契爾夫人表明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決定，國家內部也在尋索自己未來的方向。早於一九七九年，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就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三項鏗鏘有力：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時代將臨，但中共的領導權威不容挑戰，這是討論政治改革的底線。鄧小平欲通過「改善黨的領導」來鞏固黨的地位，知識份子則接續四五運動，要求民主。如同李洪林在〈領袖和人民〉說：「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不過，波蘭工人在一九八○年的夏天大罷工，逼使當時的共產專政政權與罷工委員會妥協，除了表明尊重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等，更重要是承認新的工會組織將獨立於黨和政府。這自然引起了中共關注，最終令他們調整國內的政策。
鄧小平在同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表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就可見一斑。他說：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多次說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於黨內外任何企圖削弱、擺脫、取消、反對黨的領導的傾向，必須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必要鬥爭。」
他更說：
「有些地方鬧事嚴重的，如果確實必要，經過慎重考慮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定的程序宣布戒嚴，調動經過訓練的部隊，恢復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
這顯然成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血腥一夜的註腳。文革之後，中國遇上重新出發的機會，可惜只能以再度拒民主於門外告終。
社會主義經濟市場是一隻「好貓」
縱觀近代中國史，不少人物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令中國富強。從變法、共和制，到共產主義、改革開放，「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脫胎自遠的功利思維成為了近代中國的政治主軸。只要能令中國再次強大，任何有機會的方法都值得考慮—包括曾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的資本主義—，中共則稱之為「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一九八九年解放軍鎮壓民眾後，鄧小平為往後中國的發展方向一錘定音：發展是硬道理。朱鎔基繼承了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思想，隨着他的地位日漸上升，他持續推動經濟，同時強化中央在相關範疇的權力，甚至親任中國央行行長三年。就在他退休前的一年多，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東亞病夫」看似已然病癒，準備與世界接軌。不過，他同樣認為經濟和政治的開放毋須並論。朱鎔基重視中央集權，曾訓斥領導幹部心中不夠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共產黨的黨性，並強調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我始終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是能夠取得勝利的。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建設繁榮富強、具有社會主義與法制的國家，這個目標我們是能夠實現的。」
二○○一年，他快將退任，仍先後說：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絕對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都絕對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說不實行政黨的輪流坐莊或兩院制...... 我們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沒有失望，而是滿懷信心。」
無論如何，中國認為了實現所謂「中國夢」的前提，是中央必須集權，以維持廣闊疆土的安定。
四夷賓服的南柯夢
今日，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適逢川普上任的「機遇」。這位商人總統剛履任就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築起高牆，高喊「美國優先」，立刻引起盟國的恐慌，澳洲甚至「倒戈相向」，帶攏中國入局。習近平在今年一月遠赴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WEF）時，乘勢在演講把中國詮釋為全球化的捍衛者：
「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
大西岸另一邊的歐洲，保護主義亦在蔓延。荷蘭的極右政黨在大選受挫也許令部分人鬆一口氣，但英國即將啟動脫歐程序，加上近日與德國、荷蘭關係緊張的土耳其，隨時以難民問題為難歐盟，排外危機不容輕視。阿拉伯之春後的寒冬，早令過去對西方民主的信心開始崩壞，發展至今，外國更是紛紛願意「放下分歧」，與中國就生意往來商洽。百多年前對中國頤指氣使的英國，因為脫歐的不穩，將很大機會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曾經因為把諾貝爾和平獎頒予劉曉波，而被中國擱置與其貿易談判的挪威（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非政府組織，不過中國認為挪威政府必須負責），上年年底也與中國重新恢復關係，而在聯合聲明上，「人權」隻字不提。就連華府在中東多年的盟友沙地阿拉伯，也因油價受壓、美國頁岩氣發展迅速等因素而開始向中國示好。另外，「中國模式」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是莫大吸引，成為繞過民主改革仍能富強的典範。「四夷賓服」的幻想，開始在中國官員專橫跋扈的外交姿態上浮現。既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刻看來如此成功，又何須向西方民主學習，或理會外國的說三道四？
本地意識濃厚的東方之珠
當近代中國不斷強調中央集權，另一方面，香港的地方主義早在殖民時期已孕育。一份由港督向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提交的報告一針見血：
「對任何可以被理解為外來指示的事情，香港都是非常敏感的。」（General sensitivity here to anything which could be construed as outside direction.）
香港在回歸前，已是一個會向宗主國說「不」的城市。英國殖民地部的運作哲學，本來就讓總督擁有地方事務的最終決定權，駐外公務員也往往有本地化的傾向，加上在二戰後英國聚焦在國內的經濟問題，無暇理會遠東的事務，香港開始爭取自主的空間。說來諷刺，煞停香港政治改革的始作俑者，竟是港英政府。戰後，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以「政改會令香港冒上政治被中共滲透的風險」為由，力爭否決倫敦改革香港賦予港英官員和華人商業菁青特權的體制之要求。繼任的柏立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又成功爭取到倫敦停止審理香港的財政預算。無論如何，香港能自行設定匯率，亦享受一定的商務自主權，足見香港「自主」的個性。這當然令英國懷疑香港的忠誠，甚至在一九八二年拒絕讓匯豐銀行（HSBC）收購蘇格蘭皇家銀行（RBS）。一個自主個性顯著的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難免出現衝突。
回歸後數年，中央一直嚴守不介入特區事務的法律，當時香港人對中國信任頗大。二○○二年，中國國家隊首次晉身世界盃決賽週，不少香港市民並無對「祖國」反感，甚至在電視機旁打氣支持。但就在二○○三年七月一日，數十萬人走上街頭，出現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示威遊行。此舉誠然觸動了中央的神經。對中央而言，穩定勝於一切，領袖對「亂」如臨大敵。於是，中央開始明目張膽干涉《基本法》指明不能干預的範疇。雨傘運動之後，希冀中央「手下留情」，更是痴人說夢。
商業菁英橫行的蕞爾小島
除了「國家」和「地方」意識在相互交流下產生的張力，香港的民生問題亦是市民對政府信心日趨下滑的主因。香港的權貴雖然喜歡把「政治」和「民生」議題分割，但其實兩者息息相關。早在英國人抵埗後，華人商業菁英就成為了殖民政府重要的盟友之一。於是，港英政府把商界和其他專業界別（譬如銀行界、工業界、地產商）納入權力架構，其組成的法定機構或諮詢委員會取代了宗主國的民主制度，焦點自然多在財團的利益而非大眾的福祉。直到中英雙方開始就香港的前途談判，中方觀察到商業菁英在香江的權力與影響力，所以在特區的委任人選上，他們亦理所當然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問題是，二戰結束之後，反殖浪潮席捲亞洲，港英政府開始重思如何在民生和商業菁英的利益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然而，中國卻錯判形勢，以為回歸後只要保障商業菁英的權益，香港就能長治久安。後果不難想像，特區成為了菁英的附庸，難怪今日香港政府一旦嘗試推行有利民生的政策如最低工資，往往舉步維艱。曾任法官的胡國興在選舉期間曾諷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就要向地產商「還債」，然而，假設他或曾俊華勝出，面對商業菁英，他們亦難有所作為。
結語：新特首難有作為
林鄭月娥終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上任。不過，有學者已隨即提醒，由於這位香港史上首位候任女特首的民意基礎薄弱，政府未來施政將困難重重。所言甚是。雖然選前有選舉委員表明會投「白票」，引起會否影響民望高企的曾俊華的得選機會之爭論，又有人批評勝算甚低的胡國興「鎅票」（瓜分票源），但結果已反映事實：就算把曾俊華的三百六十五票和胡國興的二十一票加起來，都不足以挑戰林鄭月娥。中央壓到一切。那怕民主派在選舉委員會取得近四份一的三百席；那怕萬人空巷擁戴曾俊華，對結果絲毫沒有影響。誰當特首，權在中央，以為民意能左右之，再次證明是自作多情。不只是林鄭月娥，任何一位人士，在此時此刻的處境下當上特首，既要對中央言聽計從，也無力制衡特區內的權貴，只能推行不利大眾的政治改革藍圖和民生政策。按當下的香港、中國以至國際形勢，可以預計，未來的五年（一屆特首的任期）將不會隨着特首的更換而有正面的改變，香港社會撕裂窘境必然持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