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網上有人問我，還相信共產黨會改革嗎？這個問題在今天的大陸有一定普遍性。當局最近不斷抓捕異議和維權人士，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又極為固執，可以說讓習近平先生兩年來苦心經營的開明領導人形象蕩然無存，不僅在國際上招致惡評，而且在國內也傷了很多人的心。特別是那些衷心希望國家民主進步的人們據此斷定，習近平的改革也好，法治也好，全是花架子，忽悠人的。退回禁錮性的毛澤東體制，而不是在相對開明的鄧小平體制上更進一步，才是習的本意。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如果從實證的角度講，斷言習近平是毛澤東的衣缽傳人，並以此推斷他根本不會前進，只會倒退，斷定改革不可能，則未免失之武斷。
顯而易見的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兩個《公報》及《決定》，是公開的嚴肅檔，基本精神可以說是承接趙紫陽的改革，其中許多措辭，如果放在胡耀邦趙紫陽的年代，完全可能遭到共產黨內左棍們的瘋狂攻擊，被誣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習近平已經公開聲明改革，還斷定他不會改，只會退，怎麼說得過去？
改，是肯定的。分歧在於改什麼和改多少。
民間的希望，自然是習近平能著手改革一黨專政的根本性制度，學習蔣經國先生，在任期內實現民主。這個希望可以說是不切實際。習近平強調過，絕對要防止發生顛覆性錯誤。習近平最重要的助手王歧山向人們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意思再明白不過，那就是，要改變，但改革的前途往往無法預知，很容易誘發革命，所以必須在改革的同時嚴防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悲劇重演。
從這些已知的資訊，基本上可以認為，習近平及其班子成員都明白改革是必須的，但改革不能失控，不能危及共產黨執政地位，不能危及共產黨高層的身家性命。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斷，改革的目的不是民主化，而是維護共產黨一黨執政地位，改革的內容則是那些不利於共產黨繼續執政的問題。凡現在看來屬有利於維護一黨執政地位的，不管荒謬不荒謬，共產黨都會堅持。凡顯著不利於共產黨繼續執政、且能在共產黨內部達成共識的，比如反腐、削減政法委權力、壓縮黨政部門編制與規模、制約地方政府的權力、司法與地方行政分離等等，都會納入改革日程。
改革最大的領域，可能發生在一是約束地方政府的權力，二是鼓勵經濟創造的活力。當然，那些遭到民眾激烈反抗的，雖然有利於共產黨短期利益，雖然也會在體制內得到某種支持，但如從長遠看會對共產黨執政地位造成危害的，也會被納入改革範圍，這就是所謂的倒逼，民間逼迫當局作出改變。
此外，國際輿論和經濟壓力太大的問題，共產黨也會有所調整。當一意孤行搞不下去，只有改變自身才能繼續生存，它自然會改變。共產黨不可能寧可讓經濟垮掉也要堅持過去的一套。
只是這些改革到底能改到何種程度，現在無法預知。不管習李如何信誓旦旦，任何改革，只要遇到阻礙，遭到以往靠這些畸型權力生存的勢力的強烈反抗或反復延誤，特別是可能出亂子，就將無法深入，最多只能繞道走。比如約束地方政府的權力，如果改革對地方權力利益觸動太大，就可能遭到陽奉陰違，造成改革之政不出中南海。
至於抓捕異議和維權人士，拒絕香港普選，並不構成對改革的否定，反而間接證明改革的意願真實性較高。這些動作只是當局為防止改革過程中發生顛覆性意外而採取的特殊措施。因為如果不是立志改革，而僅僅只是像胡錦濤那樣甘願作守成之主，沒必要這樣富於攻擊性。
二、
當保黨成為改革的目的，也就是當一個黨以維持生存為唯一目的，這時這個黨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政黨。不要設想它會真的堅持什麼意識形態，不管它被叫得多麼響亮，都可能是花招。維護既得利益和權力才是最為根本的意識形態。其它的一切都只是工具，都是用來服務於維護權力地位的工具，隨時可能堅持，也隨時可能被「與時俱進」掉。
從意識形態的視角看，共產黨現在的改革，是要改變它從前蘇聯抄來的那套政治經濟文化的價值觀、制度與機制。從根本上看，則是現行體制嚴重缺乏延時性原則的支持，導致它難以長久穩定，時刻面臨顛覆性危險。毛澤東完全不懂現代政治學，也不懂得孔孟之道之所以在中國兩千年歷史上穩居統治地位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在於孔孟之道這些中國傳統經驗裡包含有不少延時性原則，有助於維持王朝的長治久安。毛澤東更多地從中國歷史上學到些統治權術。毛澤東也不懂憲法對一個國家一個政體維持穩定的巨大作用，貿然否定憲法法制，以所謂檔治國、講話治國、語錄治國，其實質是用眼前的權力的需要，否決了長期有效的原則。正是因為沒有長期有效的原則起作用，毛澤東死後，以及直到胡習交接班時，共產黨政權都要面臨巨大的奪權風險。
鄧小平雖然仍然嚴重缺乏現代政治學的知識儲備，不懂得延時性原則的作用和重要性，但他憑經驗知道毛澤東的那套隨心所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不行，所以搞憲法和法制。本來憲法是以延時性原則為核心的，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國共產黨以前蘇聯為模版制定的《憲法》，延時性原則仍然高度稀缺，用大量社會主義現時性原則及權宜之計替代了延時性原則。這些現時性原則與權宜之計全是此一時有效，彼一時就顯現出巨大缺陷與危害，所以只好隔一段就改一改，美其名曰與時俱進，其實是否定人類經驗智慧，以現時需要代替長遠需要所無法避免的惡果。這種以現時性原則為核心的憲法很難管長遠，也因此鄧小平懵懵懂懂地追加個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企圖以此替代延時性原則，卻不知「四項基本原則」根本就不是原則，嚴重違反憲法中「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根本原則，也嚴重危害民眾的權益，無法得到民眾認同，僅僅只是共產黨為維持自身權力地位的權宜之計。
共產黨執政六十五年來，其所謂的方針政策，其憲法法律往往自相矛盾，只能通過不斷地左右搖擺來避免明礁暗灘，而這就等於在不斷製造不穩定。也正是因為不穩定，維護穩定才上升為所謂“壓倒一切”的任務。在任何穩定的政體中，穩定都不是什麼急迫或太大的問題，更不可能壓倒一切。
習近平上臺後，延時性原則未得到確立的問題仍然存在著，且其副作用日益嚴重地突顯出來，許多在臺灣根本不可能發生的衝突在大陸頻繁上演，比如因徵地拆遷造成的官民衝突，城管濫收費和打人造成的民眾反抗等等，於是一方面求助於孔孟之道，希望從中國傳統智慧中尋求穩固政權之道，另一方面花大力氣搞改革和依法治國。無論是回歸傳統，還是改革與法治，都是在尋求維繫政權和國家穩定的長治久安之道，都是在尋找延時性原則，來取代弊端百出的現時性原則與權宜之計。
習近平會不會改革？可以這樣說，只要正義的延時性原則在中國大陸未能在憲法中得到確立，只要因現時需要而選擇的權宜之計——短期行為仍然在主導大陸的政治，只要民眾和地方無法自主選擇最有利的、而不得不被迫服從有害於自身的原則與規範，許多在正常國家不會發生的衝突就不僅不會停歇，而且會以更激烈更尖銳的形式出現，那麼，習近平，以及習近平之後，改革就仍然會作為政治的關鍵字頻繁出現。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知名政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