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尋找台灣資源更好的醫院並簽約，已經是箭在弦上；檢察官必須在一個月內找到擁有較好醫療資源的醫院，和該醫院簽約，並請該醫院收留Y。
然而書記官與醫院方的聯繫出了一些問題，於是檢察官只好親自打電話、發送Line訊息拜託醫院，又兵荒馬亂了一個月，那陣子，澎湖的P醫院和高雄的K醫院的醫師、行政人員、護士，應該快被檢察官煩死，只差沒把檢察官列為黑名單了。
檢察官由衷感謝P醫院和K醫院醫師的協調以及協助，才能在一個月內完成審核Y病況、監護處分醫療契約簽約程序（包含K醫院院長同意與用印、澎湖地檢用印以及向高檢署核備等程序）以及順利將Y送到K醫院住院執行禁戒與監護處分。
過程寫得簡單，但是如何在Y在押的緊迫情況、行政人員協調出問題的情形下，進行程序上的溝通與協調，「無中生有」推動制度，對於剛分發一年多、當地人脈有限的新人檢察官而言，在在都是考驗。
Y應該是澎湖地檢署有史以來，第一個在台灣本島的K醫院執行禁戒與監護處分的案例。Y雖然於執行庭時再三拜託檢察官幫他找醫院，但當時他對於法官的判決有些排斥，對於前往未知的地方感到驚惶，他不知道，他所得到的醫療資源，與其他澎湖人比較之下，非常幸運。
Y的人生紀錄根本是一團亂，依照法院裁定感訓處分的理由，法官說他走到哪、暴力就到哪，所以認為他是流氓，把他送去感訓處分。他的人生一路走來，一半以上都在拘禁中過日子，與司法結下不解孽緣，然而司法看到他不良少年的素行、看到他在軍中的暴行、看到他殺死了一個人，始終沒有看到他為什麼有暴力行為。
檢察官在他這次的家暴與妨害公務案件起訴書中，基於客觀義務請求法官考量卷中泛黃的精神疾病病史而從輕量刑，並不是在為他所做的錯事找藉口，是因為刑法第19條的立法目的在於，對於一個生病而導致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減低的人，不應該以嚴厲的刑罰加以過度苛責，而是應該搭配保安處分的規定，從醫療方面直指問題核心並解決問題。
Y的人生，一半以上在監獄中，顯然把他關起來，不能解決問題。他出獄後還是照樣酗酒，照樣有暴力傾向，刑法賦予司法機關治療Y的權力，那司法還在等什麼？
檢察官當初把Y羈押起來時，Y對於檢察官是恨得牙癢癢的，在檢察官告知要聲押他的時候，Y的情緒極為激動。幾個月後，同一位檢察官將Y送往K醫院時，檢察官不知道，Y能不能體會，為什麼檢察官這麼執著於執行保安處分。檢察官也不知道，20年的牢獄不能改變Y的酗酒習慣，那幾個月的醫療，能不能讓Y產生病識感並下定決心痛改前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