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史碧華克所謂的批判性區域主義得以發揮正面功能，譬如區域間對環境、人權等的協定得以調節國內法律的制定，則正好體現了「民族國家」內、外多層界線帶給「主權」的調配功能，也維持了國家的存在和它對共同體的良善任務。如何進行這些界線的政治分配，便成為共同體成員的責任。
因此，我們可以把問題意識修正為：
一、主權如何和國家內外多重界線進行權力與文化的協調。
二、國家內部如何進行多元社群的政治重分配。
三、個人性和集體性如何透過這些不同的界線進行權力與權利的協商，實現當代民主。
四、思考批判性區域主義對國家主權的正面功能。
這些命題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呢？台灣的主權從過去到現在面臨了什麼處境？命運之鑰又在哪裡呢？
放棄主權論述 台灣恐失去定義「國家」能力
在台灣規避談論「國家」和「主權」具有歷史的緣由，大致可以羅列於下：
一、中國透過「一中」的修辭否認「中華民國」，更否認「台灣」作為國家的存在。
二、國際間的利益：上個世紀末歐美國家努力經貿中國，認為只要中國加入資本主義體系即可促成政治自由，因此不願意拂逆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
三、「民族國家」在歷史上為禍，並於二戰時達到高峰，鄂蘭著作中對民族國家的檢討就是對這段歷史的紀錄（Arendt 1985）。這段歷史也造成了知識分子視「國家」為寇讎，人民為弱者。而國民黨政權在台五十年的威權治理又恰恰印證了這點。弔詭的是國民黨政權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反過來奉承前述一、二項的中國和歐美立場。他們不需要國家地位也能維持其在島內政權的正當性，這樣的定位甚至更有利於國民黨的執政。即使這個政權恰恰實現了民族國家最為幽暗的面向：單一而排他的中華民族想像。
四、島國內部不喜歡「以台灣為名」的知識分子，藉由這樣的歷史潮流，順勢批判「台灣」成為國家的「危險」，意即一個以民族主義為戒的論述，反過來造就今日台灣的處境，這座難以繼承中華民國的「島」可能與「國家」絕緣。
這些歷史過程，直接、間接鍛造了「國家」對立於「人民」的論述基調，以「民主」之名放棄了「主權」論述。事實上卻讓人民喪失定義國家的能力，這樣的被動性造成潛在的、更大的民主危機。
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改變了台灣絕緣於國家論述的景況。驚覺到中國藉由區域經貿整併台灣社會，並進而併吞台灣的企圖，太陽花運動啟動了知識界對共同體存續的討論。 當共同體面臨強國的擠壓，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生存壓力，國家界線也就成為不得迴避的命題，「主權」的論述也因此難以延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