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之下， 看看財富的跨世代傳遞。波塞亞普（Simon Boserup）、柯普祖克（Wojceich Kopczuk） 和克瑞納（Claus Kreiner），從丹麥的稅務記錄蒐集到一套有用的資料，讓他們得以比較1,155,564 名子女與父母的財富。丹麥政府顯然對人民的財富保持著老大哥式的關注。這套資料唯一的缺點是，由於父母的財富來自1997-1999 年間，而子女財富來自2009-2011 年間，所以子女財富觀察的人生周期比父母的早。但作者在比較時對財富的年齡組合做了控制。
丹麥財富資料的龐大數量意味作者可以把父母分成百分位，並檢視100 組父母的子女平均財富，再以百分位來測量子女的財富分布。除了父母財富的頂層和底層3% 或4% 外，整體圖像呈現出和身高遺傳的同樣線性特性。0.20 的持續率可以描述中間90% 分布的遺傳。
最大的偏差出現在父母財富的底層4%，他們的子女比預期的富裕得多。但在丹麥底層分布的父母有負財富—也就是債務。這顯示的不是長期、難以忍受的貧窮（畢竟沒有人會借錢給真正的貧民），而較可能是為創業或訓練而融資的負債。
父母財富分布頂層3% 的子女也顯示出較高的財富傳承。雖然這個效應在統計上意義重大，它只代表小幅的偏離單一實質持續率頂層百分位的隱含持續率為0.24，相對於其餘分布的0.20。第二百分位的持續率為0.23，第三百分位則為0.22。
這顯示所有地位分布呈現相同的代際相關性，而在英格蘭也發現同樣的結果。對1858-2012 年這段期間，我們可以藉檢視牛津和劍橋學生的姓氏代表性來測量社會流動性，而這些姓氏通常代表教育分布的頂層1%。我們也可以藉檢視遺囑認證來衡量社會流動性：這些認證遺囑的菁英通常占人口的15%-45%，較接近地位的中值。
基因遺傳在根本社會地位傳承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論證之一是，地位指標有迴歸至均數的傾向。不像其他過程，基因過程先天具有特徵會迴歸至均數的傾向。為什麼文化特質的傳遞也顯出如此一致的迴歸均數傾向？即使家族文化在世代之間傳遞出現若干誤差，只要正向誤差和負向誤差的可能性相當，結果將是菁英群體成果的擴散增加，而非一致地迴歸至社會均數。
社會流動性的特性是馬可夫式的嗎？ 換句話說，所有可用來預測下一代地位的有用資訊都包含在父母世代，或者較早的世系對決定子女的結果也有影響嗎？如果遺傳基因是最重要的因素，這個過程勢必是馬可夫式的。
第6 章從各世代牛津與劍橋學生獲得的重要證據，顯示菁英族群的歷史似乎不影響它後來的社會流動性。這些證據也說明，較早的世系即使在事實上是馬可夫式過程的架構中，也看起來似乎有關聯。這種過程一如此處所提流動性定律的說明，進一步暗示了長期來看任何族群的流動率勢必一致。如果較長的歷史不重要，所有世代看起來就會一樣。因此各世代的持續率勢必都一致。所有這些特性在瑞典和英格蘭較長時期的流動性資料都觀察到。
最後，如果基因遺傳是社會和經濟成功的重要載具，那麼菁英和下層階級族群的形成，應該永遠是從廣大人口的上層或下層尾部的揀選結果。不可能出現全部人口透過意識形態或文化的轉變，而變成菁英或下層階級。如果基因是社會能力的重要傳遞者，菁英族群將只會從一個較大的人口揀選而形成。
編按：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採用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技術，他追蹤檢驗許多世代的多樣化家族姓氏，時間貫穿800年，結果發現世界階級的流動性遠遠比過去認為的低。正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引發人們質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與分配的功能時，克拉克也引發了資本主義影響社會流動性的疑問。本書由時報出版，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先行刊出精華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