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00 年到1959 年，較富裕家族的生育率持續低於較貧窮家族。這種生育率與地位關係的大改變也可用達爾文家族來當例證。
查爾斯．達爾文1838 年結婚，有十名子女，但只有七名長大至成人。這七名子女只生育出九名孫兒女，平均每名子女生育1.3人（這數字在那個年代偏低，但個人的生育率有很大的隨機性）。九名孫兒女只生育出20 名曾孫，即每名孫兒女生育2.2 名曾孫。這個數字仍低於同一時期的平均生育率。平均在1918 年出生的曾孫輩，生育出29 名玄孫，每名曾孫生育了1.4 名玄孫。因此到了最後生於約1918 年的世代，這個仍然相當菁英的家族平均的規模，已下降至遠低於更替生育率。以遺傳的觀點，達爾文族系未能維繫其繁衍。
有趣的是，就社會流動率的觀點看，查爾斯．達爾文的27 名玄孫（平均比查爾斯晚生近150 年）社會地位仍出人意料的相當高。
其中有11 名高到足以登上維基百科（Wikipedia）或同樣知名的媒體，如《泰晤士報》訃聞版。他們包括六位大學教授、一位畫家、三位醫師、一位著名的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和一位電影導演（現在也是一位有機農人）。
但我們看不出英格蘭的社會流動率隨著上層階級生育較少子女而降低。相反的，一如第五章顯示的，教育和財富的地位代際相關性仍維持不變。就其意義看，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一定很有限。家族地位的傳承主要透過基因或文化的傳遞，或兩者兼有。
生物學與文化
如果先天在地位的傳承影響超過後天，那麼基因相對於文化對地位傳承影響又如何？此處提出的證據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多能做到的是，提議一些測試以排除基因遺傳是高地位代際相關性的主要原因。這類測試很多，我們將在此處和後續的章節加以討論。
第一，我們可以問，社會流動是否類似我們已知大體上是基因推動的程序，例如富裕社會裡身高的代際遺傳。也就是說，不管家庭在地位分布的位置如何，社會地位是否顯示出不變的迴歸至均數速度？或者在地位分布的一端或另一端的社會流動性較高？
若要說明身高等特徵的生物學遺傳的性質（身高是許多不同的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考慮高爾頓（Francis Galton）著名的父母與女子身高相關性研究的資料。這個1885 年在英格蘭皇室學院（Royal Society）發表的研究，提出了迴歸至均數的概念。
在所有各組的父母身高分布中，觀察都落在擬合的直線附近。一個持續率就可預測接近平均身高者、以及最矮和最高者的代際身高流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