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何偉遷居開羅後，便發現埃及社會有一根本問題：缺乏統一的系統。除了前段舉出的中埃社會對比外，何偉還將此現象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例如在首都開羅，約有65%以上的人口住在違章建築裡，但政府對此不僅睜隻眼閉隻眼，甚至根本不願、也不能解決這件事；當人民被警方取締，雖偶爾能以賄賂解決，卻也有被活活打死的風險；龐大的官僚雖享受著相對高薪，卻似乎什麼計畫都沒在執行；國外援助源源不絕湧進，但政府彷彿都沒將錢用在刀口上。
在埃及，政府看似專制，卻只能掌控部分系統，無法在所有角落貫徹法度；但人民也算神通廣大，總有一套本領能讓自己在失序的國家中存活。筆者曾三度拜訪埃及，對此也是頗有感觸。
以交通為例，出門搭公車的路上，首先要過馬路，這時看的必須是車而非交通號誌；上公車前也永遠要問司機是否有停自己要去的站，因在當地過站不停是常態；如果過站便是鼻子一摸乖乖走路，或是改搭名叫autobus的小包車，但同樣得每台都問價錢與停靠站，因為沒有統一標準；如果搭計程車還得注意，司機常開到一半自行加價，而乘客除了假裝兇狠外，往往別無選擇。以上種種不過是生活失序的一隅，但適應之後便覺稀鬆平常，這時又會生出種「自己也算埃及人」的欣慰。在埃及，秩序與混亂間既有張力，又維持著某種平衡。對筆者來說，那是段既挫折又充滿成就感的有趣歲月。
然而，何偉也好，筆者也罷，畢竟都是過客，可以在心靈上自由進出所謂「埃及人」的身份；但當地人卻是終其一生要過這種日子，國家治理無能是真，腐敗也是現實，人民久了自然要上街頭，阿拉伯之春的火苗因而竄出；但這種治理障礙又已深入骨髓，區區革命不過讓權力洗牌，政府上臺後多仍蕭規曹隨，官僚顢頇腐敗依舊，於是整個國家的治理問題繼續存在，所謂示威與革命最後就成了人民與政府間的古巴飛彈危機，雙方硬撐，最後看誰先鬆手，例如埃及在2019年又爆發了反政府示威，但在政府逮捕4000人後，人潮終究散去。
既考古埃及革命，又回望中國
在埃及這5年，何偉以時間為經，系統為緯，為我們留下一本精彩的埃及革命考古報告。然而，這何嘗不是他對中國的另一種隱晦回望？他曾詢問埃及當地中國商人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對方回應如下：
「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趕下臺，情況還會比現在好些。」
書中雖未針對此句直接給出評語或結論，但筆者曾讀過他於《紐約客》上談及此事的長文報導，何偉是這麼認為的：
「我常聽到中國企業主們發出這樣的議論，在西方人看來，他們顯得見利忘義，因為按照西方的設想，一切局外人都該樂於看到埃及改革。但也許中國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為他們看到了埃及實際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樣子，……，按照中國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軍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絲毫沒能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家庭關係不變革，談論革命就毫無意義。」
對何偉來說，他的埃及生活離不了中國經驗；而他的某些中國觀察，也往往要在出入異文化後，才會不經意迸出。如今穆巴拉克已逝，何偉也已回到中國，但這份角度殊異的革命考古報告，將會成為見證那段激情歲月的另一種註腳。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與《端傳媒》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