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認為，蔣介石在1948年底已經明確選擇臺灣為復興基地，一方面因為地緣政治上靠近美日，遠離蘇俄，另一方面因為臺灣沒有本地軍閥，且臺共力量不強。1948年11月23日，蔣介石就與蔣經國商量，準備放棄在大陸的基業，到臺灣重起爐灶，建立反共基地。不久，他就讓蔣經國運送上海的金、銀和外匯到臺灣，又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1949年6月，蔣介石剛到臺灣，就指導陳誠進行新臺幣改革和減租，實施軍事戒嚴和清除臺共。當時陳誠與蔣介石密切配合，在臺灣實行的措施都是蔣介石親自批准和指導的。1949年下半年，蔣介石指揮廣東，四川，雲貴內戰只是盡力而為，並不影響他對臺灣的戰略部署，也沒有試圖同時重起幾個爐灶。
與此同時，1949年5月28日，蔣介石寫信給美國魏德邁將軍「臺灣如欲樹立為復興反共之根據地，其有關軍事，經濟，政治各項人才，更非借助於美國不為功，... 余相信今後中美合作，必能融洽無間。」這是一封重要的信，經過二年抗爭和猶豫，蔣介石最後不得不正式向美國請求「共管臺灣」。1949年6月1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臺灣主權與法律問題，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西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故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還盟國。如其願助我力量，共同防衛，則不拒決，並示歡迎之意，料其絕不敢強力收回也。」蔣介石在此時清楚認識到臺灣主權歸屬有法律爭議，英美可能推動託管臺灣，但他不願交還盟國，而是歡迎美國與他共同防衛。
可是，1949年11月3日，蔣介石定居臺灣不久，美國駐臺總領事師樞安奉國務卿艾奇遜命令，向蔣呈送備忘錄，聲明美國並無軍事協防臺灣之意，但將在現行立法規定範圍內，給予臺灣經濟援助，至於任何其他新援助，則將視中華民國當局是否採取有效行動而定，表明美國實際尊重中華民國對臺灣的行政管理。與宋美齡商量後，蔣介石復電艾奇遜要求美國派軍政顧問來臺協助。12月15日，蔣介石又直接向杜魯門發電報要求全面援助，同日，為了取悅美國，還派留學美國的吳國禎代替陳誠出任臺灣省主席。但是，為了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正常外交關係，1950年1月初，杜魯門和艾奇遜正式聲明美國不會軍援臺灣。於是，蔣介石轉而大力遊說美國軍方和國會來改變杜魯門對臺政策。
3. 本書認為，1950年代初，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美國所簽訂的兩項條約，一方面在國際上強化了其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但另一方面卻也進一步深化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事實；1952年的「中日和約」，結束兩國戰爭狀態並恢復邦交，1954年「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禦條約」使雙方結為正式的軍事盟邦，這兩個重要條約讓蔣介石在臺灣，獲得了堅實的安全與外交基礎，然而無論國民黨人士喜歡與否，此兩約的內容、精神與適用範圍，讓國民黨所宣稱代表的中華民國僅局限於臺灣一隅的格局，逐步永久化與固定化。而本書重大研究成果則是論證了蔣介石在1950年代實際上對反攻大陸並不熱心。
不過，我認為「共同防禦條約」從法律上確保了中華民國與美國實質上共同管理臺灣，在「共同防禦條約」中，美國實際所承認的中華民國領土只涉及臺澎，對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的外島，美國的承諾含含糊糊，美國也不承認大陸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共同防禦條約」，固化了海峽兩岸一邊一國的長期並存。蔣介石在國防，外交和經濟上向美國轉讓一部分對臺灣的管理權，這是為了臺灣安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中華民國在臺灣」這個新國家的型塑是一個緩慢的「意外」過程，它沒有一個明確的誕生日。我們甚至可以說，二二八事變70年來，雖然沒有正式國際條約的確認，但從國際政治的本質上看，臺灣基本上處於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共同管理之下。1996年總統直選後，中華民國已經被臺灣人民「借殼上市」了，所以，臺灣今天實質上由臺灣人民與美國「共管」。不過，有關臺灣地位究竟是否未定或者已定，或者是否臺美共管，這是政治外交議題，不僅是法律問題，也不是林孝庭想要在本書裡所解決的問題。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