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一詞，讓《博羅奔尼撒戰爭史》更受到重視。在這本史書中，記錄了古希臘時期雅典與斯巴達之間二十多年的戰爭。在這期間，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就是雅典城內突然爆發嚴重瘟疫，造成死傷慘重，影響當時兩強對峙的實力消長。
史家修昔底德自己在這場瘟疫中，也曾染病，不過，非常幸運地康復了。他仔細地描述人們患病的情況，希望作為日後醫學研究者的參考。
除了身體病徵外，他也記錄到人們在疫情中行為、性格的變化。在疾病的死亡威脅下，人性貪生怕死的那一面，更被突顯出來。好人在現世中沒有好報（譬如躲過瘟疫），反而更容易因為憐憫心，接觸病人，而導致死亡。而當時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員，也沒有因為專業而更能逃過ㄧ劫，反而最常成為傳染者或罹患者。
不僅是瘟疫，當時還有戰亂的傷害，在天災、人禍的夾擊下，價值翻轉，德性衰敗，修昔底德注意到，特別呈現在人們所使用的詞語中。原本該是被認為怯弱自私的行為，卻被褒揚為「勇敢捍衛」；原本一般認為「陰謀狡猾」的作為，卻被形容成「足智多謀」。
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說過，「歷史不會重複，只是會押韻」。也正如修昔底德自己也屢屢提到，只要人性不變，相類似的情境總是會一再出現。紐約時報執行長湯普森（Mark John Thompson）在他的《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一書中，承繼了修昔底德關注亂局中語言遭到濫用的危機。他認為時下「政治的危機，就是政治語言的危機」。許多價值偏差、政治權力腐敗，都是透過公眾語言/修辭（public language/ rhetoric）展現出來。人心中的邪惡、無形權力的濫用，往往都是透過語言，亦即特定詞彙，呈現在公眾面前。我們想要抑制邪惡、濫權，就應該審慎關注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在民主社會中，特別是具有公眾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與名嘴。
舉一個已經被許多人提到，但是，有權力者依然故我的語彙。此次肺炎疫情的爆發，最早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武漢地區，因此，當時輿論就常以「武漢肺炎」稱之。不過，隨著醫療專業對於病毒的理解，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此次疫情稱為COVID-19，中文世界稱為「新冠狀病毒」或「新冠肺炎」。該組織總幹事特別強調，確定命名的用意是「避免外界使用其他可能表述不準確或者帶有污名化的名字」。
沒有人願意生病，同樣的，也幾乎沒有人願意傳染別人可能致命的疾病。但是，誰都可能是那個生病、傳染者。這種不是自己做錯事，沒有道德上的責任過錯，為何需要背負指責？受到他人污名化的指點。「武漢肺炎」或「中國病夫」這類的詞彙，只是在不幸疫情上，增添對於特定地區、人民的仇恨。有的詞彙，起初方便使用，也就罷了。但是已經提醒可能的傷害時，還是有許多官方文件、公共宣傳、政治人物、名嘴掛在口邊，甚至就是故意使用。
又譬如，有名嘴在當前人們對於疫情的恐懼下，指稱支持「韓粉」者是罹患「H病毒」，並且表示期待「H病毒應該跟當年的SARS一樣，總有完全銷聲匿跡的一天吧」。明顯的，不同的政治支持者，會有不同的意識型態，支持不同的政策。但是，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只要不是透過暴力、非法手段，都應該尊重彼此的存在。這種視他人為「病患」，期待「消聲匿跡」的說法，已經是極端的仇恨言論，違背了民主社會中基本公民的素養。這是必須被嚴正以待，不能只是看做名嘴常見的失言而漠視。
或許有人會說，只不過是個詞彙而已，有這麼嚴重嗎？事實上，我們對於許多事物的認知，都是透過使用的「語言」來理解，然後彼此交流，就成為影響人們生活的真實力量。舉例來說，「聖誕老公公」、「年獸」這類故事的流傳，固然可能根本不存在，但卻可以透過語言的傳遞，真實地深刻影響人們的生活。
再舉一個科學研究為例。針對隨機安排的兩群受試者，研究者提供同一份政治演說稿，其中唯一的差別，一篇文稿中將城市裡的犯罪比喻為「猛獸」；另一份則形容為「病毒」，僅此差異而已。但是這種「譬喻」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會影響人們對於治安政策的不同選擇。閱讀到譬喻為「猛獸」者，多選擇「打擊犯罪」（猛獸可以打擊）；譬喻為「病毒」時，則採「解決失業、貧窮與教育問題」政策者提高（清理環境避免成為滋生病菌溫床）。特定詞彙提供給人們理解事物的框架，同時也就容易形成不同的處事模式。
古人有云，「勿因惡小而為之」，更何況，這些惡言惡語看似輕如鴻毛，飄在耳邊」。但一旦形成固定的觀念、看法時，甚至可能成為排山倒海的毀滅力量。這也可以說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另一種詮釋。
回到本文開頭，修昔底德看到當時語言的衰敗，他自栩自己的史著是為了「垂諸永遠」。他在史書中，試圖努力地告訴人們事實、人性、正義、德性應該為何。在諸多變化中，還是有些不變的原理、原則，值得堅持、值得人類社群傳承下去。
在疫情恐慌的氛圍中，別讓惡言惡語腐化了人心，我們還是要試圖堅持一些能夠彰顯正面價值的人性光輝，這也才是人之為人的差異，這才是臺灣價值的真正意義。
*作者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