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我們的選擇是不論是否失去工作，都會堅定信念，代表我們對於怒吼出來的理念是知行合一的。倘若答案是不會堅守信念呢？那我們是否先暫停情緒激動地批判，而退回思考，我們是不是也達不到希望香港警察『該有的』那些作為呢？
物質與信念？港警也是普通人
香港警察、抗議群眾、其他市民與我們，是不是也都是充滿恐懼的普通人呢？香港警察懼怕於被抗議人士傷害，也懼怕於被革職或內鬥；抗議群眾懼怕於被進一步壓迫，也懼怕於再也沒有自由；香港其他市民懼怕於衝突再次升溫，也懼怕於生活進一步被影響；我們懼怕於遭到類似待遇，也懼怕於自己在置換成香港警察的角色後，沒有能力維護『我們認為應該有的自由理念』。香港警察、抗議群眾、其他市民與我們，都是充滿恐懼的普通人。
接著，想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為什麼香港警察、抗議群眾、其他市民與我們，都看似充滿了憤怒，反而不是我前面提到的恐懼呢？此時想借用心理學精神分析學派創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心理治療格式塔（Gestalt therapy）學派創立人皮爾斯（Frederick S.Perls）的洞見，來交織分析為什麼看似對立的四類人，實際上本質上是相同的呢？
佛洛伊德學說中，有一段話可以很適切地解釋警察、香港市民以及我們的心理狀態，他說：『所有的情緒都是人們內在心理的和內在個人的，而不是心理間和人際間的。』也就是說，情緒不是警察、市民與我們之間的，而是我們自身和自身之間的體驗。而佛洛伊德又近一步認為，人們會將自己厭惡的情緒，壓抑到潛意識中，設法不去感受與承認它，而我們的恐懼，是我們不願意去感受與承認的，因恐懼使人痛苦。
然而我們聰明的大腦，便狡訐地使用伎倆『投射』，將潛意識中我們厭惡的情緒投射出去，而投射對象將視場景而定。而格式塔療法的創立人皮爾斯承襲了佛洛伊德對情緒的看法，認為：『一但投射發生，或者一但我們投射了某種潛在的力量，這種力量就開始反作用於我們』，我們將我們的恐懼投射到外界，而認為外界總處處威脅自己，實際上不過是自己被壓抑、隱藏的情緒投射到了外界，這股能量反過來痛擊自己，我們的大腦便認為那股能量不屬於自己，是屬於外界『敵人』針對我們而生成的，我們也有更好的理由，使用憤怒去對抗看似由外界加諸於自己的威脅。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是一個脾氣很糟、易怒的人，當我被他人直接指說：『很愛生氣』時，我聽到後感到憤怒，並嘗試要他人閉嘴、改口或道歉，我們認為他人敵意滿滿且不尊重自己，這樣的合理化投射，不但使我的憤怒看似合理至極，大腦也協助我與『脾氣很糟』的自我陰影切割開來，彷彿我只是在懲罰一個不尊重人、口無遮攔的人，而不是我脾氣很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