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香港的新聞浮現在人們的媒體視線中，總讓人感到惴惴不安。警察、抗議人士、一般市民之間的矛盾絲毫沒有降溫的跡象。臉書上也充滿抗爭現場的激烈影像以及聲援香港的號招文章。香港部分地區彷彿成了戰事前線，使我總有股沈甸甸的傷感。
然而，大部分人們的矛頭似乎都指向香港警察，指責香港警察過度執法與濫用暴力傷害民眾，彷彿揚起了太陽花學運時警民衝突的痂痕。這股弩張的對立感，更使我對事件的發展感到十分不樂觀，警民衝突的溫度隨時間不降反升是可以預料的。
我們目標是否都在於都在追求愛與和平呢？倘若是，在此，我想邀請人們先停下聲嘶的撻伐以及賁張的情緒，跳離事件本身，先從人性的基本面感受起。
首先，若置換一下我們的角色，將我們的角色設定成一位經過專業警察訓練、臨場執法的香港警員，我們面對抗議的群眾以及上級的命令，我們會選擇繼續落下警棍、擊打民眾還是收起槍桿、擁抱彼此呢？
不能心懷惡意 卻也得服從命令
在此附上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後的警察誓詞，每位完成訓練的香港警員在結業取得正式警察資格前都需要立誓宣讀。
『本人（姓名），謹以至誠作出宣言，本人會竭誠依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效力為警務人員，遵從、支持及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以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及忠誠、努力的態度行使職權，執行職務，並且毫不懷疑地服從上級長官的一切合法命令。』
前面幾項誓言提到的，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及忠誠、努力的態度等，皆為內心標尺，難以判斷一位警員遵守與否。但最後一句精準沒有餘地的話：『毫不懷疑地服從上級長官的一切合法命令』，便可能是在我們憤憤不平時，最為值得停下來思索的關鍵因素。
我們可能都是高喊民主自由正義的人們，那些可能也是我們認為至高無上的精神。但，我們若是置換成面對抗議群眾的香港警員，我們會選擇抗命去維護我們認為的至高無上的精神呢？還是心懷愧疚、掩蔽良知的聽從上級命令擊打抗議民眾呢？違抗命令代表將失去警察的職位，或是失去升遷的希望。新進基層香港警察月薪據知約為兩萬多港元，高級督察可達到月薪27萬港元，累積滿年資的一次性退休金『強基金』，最高薪的督察可領到約500萬港元，面對如此高的薪酬，我們在理念（紅藥丸）與物質（藍藥丸）兩個選擇中，你，選擇哪個呢？
若我們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面對我們的工作、上司，我們是否能與前面模擬香港警察時，做出一樣的選擇呢？面對自身價值觀與公司、上司價值觀衝突時，我們會選擇伸張理念而表達異議，但承受離開公司或是無法升職加薪的風險，還是忍辱負重、緊閉雙唇地繼續為了五斗米折腰呢？
若是我們的選擇是不論是否失去工作，都會堅定信念，代表我們對於怒吼出來的理念是知行合一的。倘若答案是不會堅守信念呢？那我們是否先暫停情緒激動地批判，而退回思考，我們是不是也達不到希望香港警察『該有的』那些作為呢？
物質與信念？港警也是普通人
香港警察、抗議群眾、其他市民與我們，是不是也都是充滿恐懼的普通人呢？香港警察懼怕於被抗議人士傷害，也懼怕於被革職或內鬥；抗議群眾懼怕於被進一步壓迫，也懼怕於再也沒有自由；香港其他市民懼怕於衝突再次升溫，也懼怕於生活進一步被影響；我們懼怕於遭到類似待遇，也懼怕於自己在置換成香港警察的角色後，沒有能力維護『我們認為應該有的自由理念』。香港警察、抗議群眾、其他市民與我們，都是充滿恐懼的普通人。
接著，想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為什麼香港警察、抗議群眾、其他市民與我們，都看似充滿了憤怒，反而不是我前面提到的恐懼呢？此時想借用心理學精神分析學派創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心理治療格式塔（Gestalt therapy）學派創立人皮爾斯（Frederick S.Perls）的洞見，來交織分析為什麼看似對立的四類人，實際上本質上是相同的呢？
佛洛伊德學說中，有一段話可以很適切地解釋警察、香港市民以及我們的心理狀態，他說：『所有的情緒都是人們內在心理的和內在個人的，而不是心理間和人際間的。』也就是說，情緒不是警察、市民與我們之間的，而是我們自身和自身之間的體驗。而佛洛伊德又近一步認為，人們會將自己厭惡的情緒，壓抑到潛意識中，設法不去感受與承認它，而我們的恐懼，是我們不願意去感受與承認的，因恐懼使人痛苦。
然而我們聰明的大腦，便狡訐地使用伎倆『投射』，將潛意識中我們厭惡的情緒投射出去，而投射對象將視場景而定。而格式塔療法的創立人皮爾斯承襲了佛洛伊德對情緒的看法，認為：『一但投射發生，或者一但我們投射了某種潛在的力量，這種力量就開始反作用於我們』，我們將我們的恐懼投射到外界，而認為外界總處處威脅自己，實際上不過是自己被壓抑、隱藏的情緒投射到了外界，這股能量反過來痛擊自己，我們的大腦便認為那股能量不屬於自己，是屬於外界『敵人』針對我們而生成的，我們也有更好的理由，使用憤怒去對抗看似由外界加諸於自己的威脅。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是一個脾氣很糟、易怒的人，當我被他人直接指說：『很愛生氣』時，我聽到後感到憤怒，並嘗試要他人閉嘴、改口或道歉，我們認為他人敵意滿滿且不尊重自己，這樣的合理化投射，不但使我的憤怒看似合理至極，大腦也協助我與『脾氣很糟』的自我陰影切割開來，彷彿我只是在懲罰一個不尊重人、口無遮攔的人，而不是我脾氣很糟。
實際上，『脾氣很糟』的陰影徹徹底底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會因為這樣的「自我防禦」與自己本質越來越分裂，「脾氣很糟」的陰影也總是回頭在我的人生中痛擊我自己，這也極為可能是形成憂鬱症、躁鬱症的潛在因素之一，因為我無法面對真實的自己，不斷投射與自我打擊，是一個巨大的欺騙輪迴，與事實相悖的結果讓我充滿分裂感，也將自己生活弄的一團糟。
因此，香港警察是否將無法維護良知、擔心失去工作的恐懼投射成抗議群眾的威脅呢？抗議群眾是否將因憂慮自由將進一步失去、生活恐蒙受危害的恐懼投射成執法警察的惡意呢？我們是否將害怕某天相同命運降臨、害怕自己也無法堅持信念的恐懼投射成香港警察的霸道黑勢力呢？
不受騙於大腦投射 練習用多角度看待每個人
我們細思極恐的懼怕感，在經過狡訐的大腦運作投射後，轉化成了憤怒，指向了外界，也切割了本屬於自己的恐懼感，讓我們僅感受到了義憤填膺的憤怒，而不再感覺恐懼，進一步忘卻自己的局限。實際上，我們感受到外界強烈的敵意，可能都來自於我們自身。
寫出此文，我並非要替哪一方插旗辯解，我的用意是想要讓人們退一步冷靜想想，換一個角色思考時，若設身處地地想像自己為香港警察，除了會發現自己的憤怒可能找錯對象外，我們更有機會放下更多不理解跟仇恨，而不是拿起憤怒，以暴制暴，因為我們的憤怒，對整件事情絲毫沒有正向幫助，這是我覺得世界無法安寧的關鍵因素。
因為人們難以站在敵人的立場思考、難以將情緒的責任攬回自己身上，我們很難去愛敵人，我們習慣分化對立並將過錯都投射到敵人身上，也將自身分化對立投射後的回擊能量怪罪給敵人。我們除了是自身分裂痛苦的來源外，也是世界不安寧的關鍵因子。
如同格式塔療法創立人皮爾斯所說：『格式塔療法是希望人們對自己情緒、疾病的覺察、體會和醒悟，是一種修心養性的自我治療方法，其基本前提是：如果人要達到成熟，就必須尋找在本身的生活方式中，自己所應負起的責任。』
我不知道達成世界和平有什麼確切手法，我也僅只是個凡人，但我知道我所能做的事情是將自己生命的所有責任，勇於雙肩挑起，承認世界的不安寧是我自身的責任，嘗試去理解、同理甚至將慈悲心給予立場對立的人們。若有一天，我們能去愛我們的敵人，像愛我們的家人一般，那我想離世界和平，將不遠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