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到底是法治國家？還是警察國家？照正常不該是問題，不過，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假日到超商購物，被數名保安大隊員警攔下，要求看身分証，李永得拒絕，與警方「爭議」六分鐘之後離去，並在臉書貼文質疑：「台北市什麼時候成為警察國家？太離譜了吧！」
台北市（台灣）當然不是警察國家，警察執勤有嚴格的法律規範，離譜的不是員警在他們聲稱的「治安熱點」執行勤務，而是大法官會議就警臨檢做出釋憲長達十六年，而《警察職權行使法》三讀立法十四年後，員警還是搞不清楚他們行使職權的界限。
根據大法官五三五號釋憲文：「臨檢」屬於警察執行勤務的方式之一，而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都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同時，大法官亦述明：《警察勤務條例》「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因此，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大法官並要求這號解釋文公布起二年內，應就警察執行勤務之相關法規通盤檢討。
這也是為什麼在大法官釋憲二年後，會新訂《警察職權行使法》，根據該法，警察可以在公共場查證個人身份的要件是：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可者；及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怎麼看，李永得都不是足堪認定即將犯罪或造成他人生命身體危害的例子，至於第六款，「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要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李永得所行經之處，即使是台北市警局認定的「治安熱點」，但當時並無「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要處理。
照保安大隊第五中隊長陳豐盛的說法，因為李永得和友人「行動倉促」、「腳穿拖鞋」、「手拿紙袋」、還「斜眼瞄員警」，所以讓警方「心覺可疑」，如果李永得立定站好，正眼觀察員警攔下路人並拍照存證，不知道執勤員警會不會有另一番作法？重點是，所有讓警方「心覺可疑」的「行徑」，不都是正常人行經公共場合可能或經常有的舉止嗎？還是要規定路人往後不得穿拖鞋外出？外出不得手提紙袋？手提紙袋不可偷瞄員警？
警察執行公權力，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無可厚非，但是，大法官早有解釋，「對人實施之臨檢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至於預防可能之危害，則要採取其他適當方式，如設置警告標誌等等，如酒測臨檢，而保安大隊攔下李永得同時，顯然並未在該處設置任何必須臨檢盤查的標誌。
李永得臉書貼文後，警方顯然不服，把臨檢的六分鐘錄影提供給媒體，其意大概是為評理之用，也為彰顯「官威好大」之用，李永得「官威」大不大不得而知，至少六分鐘爭執討論過程中，他從未出示其政務官身份，他就是一個穿著拖鞋的普通市民；倒是聲稱態度良好的員警「辯論」過程，很有些值得討論的言語，比方說：「小偷（通緝犯）會寫在臉上嗎」？「不能盤查是要我們站在這裡當呆子，都不要查不工作最好嗎」？「你們向上面反映嘛，這樣以後就都不必查了」，「投訴我們最好啦，我們最高興，上面會嘉獎我們！」
小偷的確不會在臉上寫上「我是小偷」，但不能因此就構成員警無差別臨檢、妨害其他善良公民的藉口；警察不是不盤查身份就無法執勤，在公共場所制員警巡邏就是一種「嚇阻」；警察執勤公平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被投訴可以被嘉獎而自傲。
執勤員警可能覺得倒楣，怎麼沒攔到通緝犯卻攔下一位政務官？李永得可能覺得倒楣，怎麼穿個拖鞋都有事？試想：如果是其他小市民呢？一般人面對警察能少一事就少一事，但是，不是警察要看證件就非拿出來不可的，只要沒有違法事實，小市民也有權利對警察說「不」，而且，根據大法官解釋除非證明其違反交通或安寧者，甚至不能帶回警局再加盤問。李永得的案例，如果還有一點正面功能，就是告訴台北市警局或警政署，警察的法治教育要重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