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江貴文由於「粉飾決算」，「欺騙股民」，被捕，而村上世彰被檢方指控為「內線交易」被捕。檢方認為：2005年2月，活力門公司對握有富士電視台大量股份的NBS公司實施閃電併購，在二級市場上進行「時間外交易」，僅半個小時就搶下NBS公司35%股票，最終迫使富士電視台以高價回購NBS股票。村上基金早在2004年11月8日，在與活力門公司幹部的會談中，得到活力門欲取NBS5%以上股票的消息，並在這場閃電併購實施前的2004年11月9日到2005年1月26日之間，斥資99億5000萬日元，購入約193萬股NBS股票。在活力門大戰富士電視台，使股價飆升之時，村上又把NBS股票拋出，獲得30億日元利益。這種行為違反了日本《證券交易法》中禁止內線交易的規定。
當然，對他們的定罪是否妥當要有法律家來判斷，但據媒體報導，檢察方面逮捕村上世彰也頗費了一番心思。日本《證券交易法》167條規定，在知道了有人要公開買進或中止買進上市企業的股票的未公開消息後，在消息公佈之前購入該企業股票，才算內線交易。活力門購買日本放送股票是在正常交易時間之外，是否算公開買進很難說。最後東京地檢特搜部和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一起，將活力門購買日本放送的股票定為「准公開買進」，才算在法律上擺平，以此種方式追究內線交易，在日本尚屬首次。檢察機關無法容忍這種不苦做，不流汗而一夜暴富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不符合日本的文化風土。「檢察官們相信，對於抱有與額頭上淌著汗水勞動掙錢的國民異質的堀江式價值觀的人的斷罪，是為了國家」（日本作家佐藤優語）。
而在中國的集團構造中，上下前後的序列關係是有彈性的、有限界的，在傳統的中國集團中，「長幼之序」或者一定社會地位的順序雖然作為一種明確的禮節被遵守，但由於個人的實力和功績，這種序列是可以變化的。比如說，中國古代從隋朝開始有科舉制，它容許有實力的俊才突破嚴整的序列脫穎而出，儘管科舉制有種種弊病，但在長期以來，它對中國優秀文化的發揚與繼承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在中國的宗教與學術集團中，甚至地位神聖的活佛等，也會從他的上座上走下來，和他的弟子們一起平等地爭論宗教問題，而日本古代從自身的特點出發，沒有吸收中國的科舉制制度.。
這也使我想起80年代末期，我在中國時，向當時影響力很大的雜誌《讀書》投稿，儘管當時我還是一個「小青年」，一個學生，沒有得過任何獎，幾乎也沒發表過什麼文章，但是第一篇給《讀書》投稿就被採用，當時的趙麗雅編輯還給還我寫了鼓勵的信件，如今回想起來，我周圍的許多朋友，都是從投稿開始走上文壇，他們現在有的成了中國文壇的名人，這也使我深感中日文化「似而不同」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