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餘專欄: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

2014-08-18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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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們只需要盡責的公民。(圖為高雄氣爆第四天幾乎不眠不休的救難人員/吳逸驊攝)

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們只需要盡責的公民。(圖為高雄氣爆第四天幾乎不眠不休的救難人員/吳逸驊攝)

高雄又大氣爆又淹水,市民陷入真正「水深火熱」中。無數推責卸責的口舌跟著上演,政客再度扮演最卑劣角色。無數犧牲奉獻的感人故事也逐一發生,平凡小人物反而擔當英雄角色,受到媒體報導及鄰里傳誦;例如奮不顧身滅火而殉職的消防員、熱心送茶水而不幸遇難的里長。任何時代大災難中,永遠需要塑造英雄人物,象徵及鼓舞「群體的救贖」,這是一種群體生存的生物策略。但惟獨公民時代,恰恰不需要塑造英雄也是沒有英雄的時代,這個時代需要的是盡責的公民。

談到英雄,就會談到「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因為英雄史觀強調英雄人物的特殊作用:他們是創造或拯救共同體的「偉人」,而我們是等待被創造或被拯救的凡夫俗子(多荒謬,一大堆人面對災難,竟然全部無能為力,必須靠一個不世出的偉人或聖人來拯救)。全世界最古老的英雄神話都是「創世神話」,最古老的英雄都是創世(救世)英雄。全世界獨裁國家及臣民國家,也都有偉人、聖人、救主的「救世神話」,他們越是偉大,臣民及信徒越是渺小;蔣介石越是偉大,台灣人越是渺小。

英雄與凡夫的對比就是偉大與渺小的對比。十九世紀英雄神話大復興時代 ,卡萊爾倡導英雄崇拜,甚至稱人類歷史是一部英雄的史詩,歷史是英雄人物的墳場,英雄為人類樹立規範,普通人完全擠不進歷史。尼采更誇張,在推崇「超人」的同時,把普通人貶為「群畜」。史達林、希特勒、蔣介石、毛澤東的偉大更不用說了,他們幾乎就是卡萊爾及尼采鼔吹出來的成品,集體的「人民」由這些偉大先知代表,所以「人民」也具有偉大及神聖意義,而個體的人民什麼都不是,處死或寃死一個國民,簡直和捏死一隻螞蟻無異。

彭明敏當年有知名度,和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撰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叛亂未遂,獲蔣介石開恩,只判一兩年刑。而我們的朋友白雅燦,一個溫和善良的無名小卒,在街上孤獨散發競選傳單,準備選舉,傳單內容要蔣介石公佈財產,結果莫名其妙被判無期徒刑。在獨裁國家,普通人的命運如何,看白雅燦的遭遇就知道了!

英雄是塑造出來的。以岳飛為例,任何時代需要北伐或「還我河山」時,岳飛就被抬出來,塗脂抹粉,成為英雄;需要偏安及和平分治時,岳飛又被收進去,成為狗熊。而史達林、蔣介石之輩,偉大更是靠宣傳、國民教育、自己塗脂抹粉的。胡克《歷史中的英雄》一書就說:「以為影響歷史的英雄一定要得到人民信仰或擁戴,那是大錯特錯。彼得大帝或菲特列二世等都不曾得過民眾擁護。只有在現代,政治領袖才需要製造擁護,以便加強權力。而獨裁者一旦掌握政權,他就可以隨意製造民意,使大家相信他的偉大及天命。」

公民社會不同於專制社會及臣民社會,就在沒有創世及救世英雄,更不必靠英雄神話支撐共同體,國家的主體是人民,即使有少數菁英,他們也稱不上英雄,更由於政客的自私自利,原本最具政治意味的「英雄」幾乎已和政治絕緣。在公民社會,只要人人站在自己崗位上做好本份,就是現代版的英雄。這種英雄不同於往日創世、救世的英雄,純粹是一個盡責的人。

從這個標準去看,因公殉職的消防員及熱心遇難的里長都是盡責的公民,就像士兵死於戰場也是盡責的公民,而不是英雄。英雄依神話學家坎貝爾的定義,是把自己奉獻給比個人更偉大事物、有高超理想及使命感的人。現在已很少這種人了,即使有,他們若不先變成名人,也絕不可能成為英雄。現在所稱的英雄,主要是名人,只要為台灣爭光(如王建民、曾雅妮)、為共同體赴難,都可以稱為英雄,它其實是盡責的公民的同義字。

公民社會用盡責的公民取代英雄,因為公民社會是「事實」的社會而不是「神話」的社會(越專制、越以一人治天下的社會越需要掩蓋事實並靠神話偽裝)。而盡責的公民典型,早在雅典伯里克里斯時代就由他著名的《葬禮演說》描述了:「這個國家的存續是靠瞭解自己職責並有勇氣履行職責的人」、「雅典公民不會因為照料自己家事而忽略國家。對於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的人,我們不認為他無知,而是認為無用。即使我們之中少有創造者,但我們都是政策可靠的評斷者。」「貧窮絕不是障礙,即使一個微小人物,也可能造福他的國家。」

盡責的公民典型在羅馬共和國之後消失了許久,貴族政治再度淹沒民主政治,英雄史觀也再度取代公民史觀。直到廿世紀,出於對政治英雄的失望及痛恨(這些政治人物敗壞了民主,敗壞了道德,更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人民的重大災難也幾乎全是這些自命英雄、想要「改造世界」、追求「歷史定位」的領袖造成的),文學藝術上對「非英雄」、「反英雄」的塑造開始增多,這些角色正是對英雄的否定及「證偽」。而相對的,盡責的公民角色也再被賦予重要意義。卡繆的《瘟疫》一書尤為經典。

在《瘟疫》中,比高雄經歷更大災難的奧蘭城,許多人驚慌失措、許多人規避現實、許多人互相指摘,李爾醫生一批人卻默默投入救災,與時間賽跑,搶救更多人及更多事。在談論英雄主義及理想的一場對話中,李爾說:「我必須向你說明,我們做這一切,絕無英雄主義可言,只是實事求是。這種想法可能令某些人發笑,但抗擊一場瘟疫,唯一的辦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盡自己的本份。」

當中央仍然沈溺於卸責推責的口水,並且如媒體報導,操作不要「搭舞台給高市政府」或不要「讓民進黨從救災中得利」時,高市政府及市民已挽起袖子,努力重建。他們做的就是伯里克里斯及卡繆描述的工作:盡自己的本份,「自己城市自已救」。

高雄公民的表現,使人想起卡繆在《瘟疫》全劇落幕時的評語:「人的可讚美處多於其可鄙夷處」;也使人想起卡繆1957年的諾貝爾受獎演說:「每一代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我們這一代卻知道改造不了世界。但我們的任務更艱巨,我們要阻止世界毀滅。這一代人繼承了一段腐敗的歷史,混雜著墮落的革命、誤入歧途的科技、死亡的神祗(即宗教的沒落)、衰耗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傳統英雄觀)。平庸的政權今天可以毀滅一切,卻不懂如何溝通說服。智力今天已經卑躬屈節,淪為仇恨及壓迫的奴婢。我們這一代人卻必須與時間賽跑,和世界上所有人攜手,重建人與人間、人與自然間共守的誓約。」卡繆談的正是被過多英雄「改造」壞了的世界,以及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公民要如何盡責。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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