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又大氣爆又淹水，市民陷入真正「水深火熱」中。無數推責卸責的口舌跟著上演，政客再度扮演最卑劣角色。無數犧牲奉獻的感人故事也逐一發生，平凡小人物反而擔當英雄角色，受到媒體報導及鄰里傳誦；例如奮不顧身滅火而殉職的消防員、熱心送茶水而不幸遇難的里長。任何時代大災難中，永遠需要塑造英雄人物，象徵及鼓舞「群體的救贖」，這是一種群體生存的生物策略。但惟獨公民時代，恰恰不需要塑造英雄也是沒有英雄的時代，這個時代需要的是盡責的公民。
談到英雄，就會談到「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因為英雄史觀強調英雄人物的特殊作用：他們是創造或拯救共同體的「偉人」，而我們是等待被創造或被拯救的凡夫俗子（多荒謬，一大堆人面對災難，竟然全部無能為力，必須靠一個不世出的偉人或聖人來拯救）。全世界最古老的英雄神話都是「創世神話」，最古老的英雄都是創世（救世）英雄。全世界獨裁國家及臣民國家，也都有偉人、聖人、救主的「救世神話」，他們越是偉大，臣民及信徒越是渺小；蔣介石越是偉大，台灣人越是渺小。
英雄與凡夫的對比就是偉大與渺小的對比。十九世紀英雄神話大復興時代 ，卡萊爾倡導英雄崇拜，甚至稱人類歷史是一部英雄的史詩，歷史是英雄人物的墳場，英雄為人類樹立規範，普通人完全擠不進歷史。尼采更誇張，在推崇「超人」的同時，把普通人貶為「群畜」。史達林、希特勒、蔣介石、毛澤東的偉大更不用說了，他們幾乎就是卡萊爾及尼采鼔吹出來的成品，集體的「人民」由這些偉大先知代表，所以「人民」也具有偉大及神聖意義，而個體的人民什麼都不是，處死或寃死一個國民，簡直和捏死一隻螞蟻無異。
彭明敏當年有知名度，和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撰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叛亂未遂，獲蔣介石開恩，只判一兩年刑。而我們的朋友白雅燦，一個溫和善良的無名小卒，在街上孤獨散發競選傳單，準備選舉，傳單內容要蔣介石公佈財產，結果莫名其妙被判無期徒刑。在獨裁國家，普通人的命運如何，看白雅燦的遭遇就知道了！
英雄是塑造出來的。以岳飛為例，任何時代需要北伐或「還我河山」時，岳飛就被抬出來，塗脂抹粉，成為英雄；需要偏安及和平分治時，岳飛又被收進去，成為狗熊。而史達林、蔣介石之輩，偉大更是靠宣傳、國民教育、自己塗脂抹粉的。胡克《歷史中的英雄》一書就說：「以為影響歷史的英雄一定要得到人民信仰或擁戴，那是大錯特錯。彼得大帝或菲特列二世等都不曾得過民眾擁護。只有在現代，政治領袖才需要製造擁護，以便加強權力。而獨裁者一旦掌握政權，他就可以隨意製造民意，使大家相信他的偉大及天命。」
公民社會不同於專制社會及臣民社會，就在沒有創世及救世英雄，更不必靠英雄神話支撐共同體，國家的主體是人民，即使有少數菁英，他們也稱不上英雄，更由於政客的自私自利，原本最具政治意味的「英雄」幾乎已和政治絕緣。在公民社會，只要人人站在自己崗位上做好本份，就是現代版的英雄。這種英雄不同於往日創世、救世的英雄，純粹是一個盡責的人。
從這個標準去看，因公殉職的消防員及熱心遇難的里長都是盡責的公民，就像士兵死於戰場也是盡責的公民，而不是英雄。英雄依神話學家坎貝爾的定義，是把自己奉獻給比個人更偉大事物、有高超理想及使命感的人。現在已很少這種人了，即使有，他們若不先變成名人，也絕不可能成為英雄。現在所稱的英雄，主要是名人，只要為台灣爭光（如王建民、曾雅妮）、為共同體赴難，都可以稱為英雄，它其實是盡責的公民的同義字。
公民社會用盡責的公民取代英雄，因為公民社會是「事實」的社會而不是「神話」的社會（越專制、越以一人治天下的社會越需要掩蓋事實並靠神話偽裝）。而盡責的公民典型，早在雅典伯里克里斯時代就由他著名的《葬禮演說》描述了：「這個國家的存續是靠瞭解自己職責並有勇氣履行職責的人」、「雅典公民不會因為照料自己家事而忽略國家。對於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的人，我們不認為他無知，而是認為無用。即使我們之中少有創造者，但我們都是政策可靠的評斷者。」「貧窮絕不是障礙，即使一個微小人物，也可能造福他的國家。」
盡責的公民典型在羅馬共和國之後消失了許久，貴族政治再度淹沒民主政治，英雄史觀也再度取代公民史觀。直到廿世紀，出於對政治英雄的失望及痛恨（這些政治人物敗壞了民主，敗壞了道德，更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人民的重大災難也幾乎全是這些自命英雄、想要「改造世界」、追求「歷史定位」的領袖造成的），文學藝術上對「非英雄」、「反英雄」的塑造開始增多，這些角色正是對英雄的否定及「證偽」。而相對的，盡責的公民角色也再被賦予重要意義。卡繆的《瘟疫》一書尤為經典。
在《瘟疫》中，比高雄經歷更大災難的奧蘭城，許多人驚慌失措、許多人規避現實、許多人互相指摘，李爾醫生一批人卻默默投入救災，與時間賽跑，搶救更多人及更多事。在談論英雄主義及理想的一場對話中，李爾說：「我必須向你說明，我們做這一切，絕無英雄主義可言，只是實事求是。這種想法可能令某些人發笑，但抗擊一場瘟疫，唯一的辦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盡自己的本份。」
當中央仍然沈溺於卸責推責的口水，並且如媒體報導，操作不要「搭舞台給高市政府」或不要「讓民進黨從救災中得利」時，高市政府及市民已挽起袖子，努力重建。他們做的就是伯里克里斯及卡繆描述的工作：盡自己的本份，「自己城市自已救」。
高雄公民的表現，使人想起卡繆在《瘟疫》全劇落幕時的評語：「人的可讚美處多於其可鄙夷處」；也使人想起卡繆1957年的諾貝爾受獎演說：「每一代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我們這一代卻知道改造不了世界。但我們的任務更艱巨，我們要阻止世界毀滅。這一代人繼承了一段腐敗的歷史，混雜著墮落的革命、誤入歧途的科技、死亡的神祗（即宗教的沒落）、衰耗的意識形態（也包括傳統英雄觀）。平庸的政權今天可以毀滅一切，卻不懂如何溝通說服。智力今天已經卑躬屈節，淪為仇恨及壓迫的奴婢。我們這一代人卻必須與時間賽跑，和世界上所有人攜手，重建人與人間、人與自然間共守的誓約。」卡繆談的正是被過多英雄「改造」壞了的世界，以及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公民要如何盡責。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