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貴為黃埔軍校校長，中華民國統帥旗與黃埔軍校校旗，則是何應欽所設計。在黃埔系中，蔣介石與何應欽有並稱的地位，但是蔣介石並不認同這個論點。蔣介石曾說：「沒有蔣中正就沒有何應欽！」先不論是否如某些媒體記載，何應欽是蔣介石的寵臣，至少在八年抗戰中，二人在戰場上合作無間，當時蔣介石是國民政府主席兼最高統帥，何應欽則是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中國陸軍總司令。
蔣介石評論何應欽時，措詞尖苛，毫不留情。他評論何應欽：「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之失敗之一也！」可見蔣介石對何應欽，已不只是有心結，而是恨之入骨，只是無法公開撕破臉而已。退守臺灣後，兩人勉強維持相安無事的局面。
蔣介石之所以會視何應欽如眼中釘，肇因於何應欽在西安事變中，極力主張以強大武力轟炸叛軍，以及他擔任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中國代表留名青史兩件事，徹底得罪了蔣介石。
西安事變與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觸怒蔣介石
首先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蔣介石遭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何應欽力主以武力進攻西安，被懷疑「意圖在討伐中置蔣於死地，自己取而代之」，招致宋美齡強烈反對。宋美齡並在美國顧問端納（William H. Donald）陪同下，親自飛往西安營救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來談判。十二月二十五日，事件落幕，蔣介石獲釋，搭機飛返南京。
旅居紐約的黎東方教授，在談到西安事變這一段歷史時，曾親口告訴我：「自從十二月二十五日事件落幕，蔣介石獲釋後，宋美齡為了感謝周恩來相救之恩，每逢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都會邀請周恩來到寓所，共同歡度耶誕節，直到共產黨與國民黨決裂，全面宣戰，才恍然大悟，原來周恩來根本不是朋友，更不是救命恩人，但為時已晚。」
其次是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盟軍太平洋地區最高司令官、陸軍上將麥克阿瑟將軍，登上進駐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艦，與中、美、英、蘇四國的九位同盟國代表，參加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代表中國出席的是中國軍令部長徐永昌將軍。
一週後，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何應欽代表國民政府，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接受在華二百萬日軍正式投降，並分別與日本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在降書上簽字。儀式中，日本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象徵性地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交出身上配戴的武士刀。岡村寧次的佩刀材質是手工鍛造鋼，刀身、刀柄上共刻有五頭獅子。這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刻，蔣介石沒有任何角色。
來臺後被解除兵權
來到臺灣後，何應欽被解除兵權，也未再出任公職，只應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平日深居簡出，偶爾與舊識看戲、聽歌、吃美食，儼然安樂公。何應欽是貴州人，與總統府二局局長龔愚、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中興山莊主任任覺五，和我母親都是貴州同鄉，任覺五、龔慧（龔愚的妹妹）夫婦又是我的義父母。何應欽愛吃母親做的家鄉味菜餚，晚年偶爾會到家裡作客。
記得有一回，何應欽等人到臺北市中山北路徐亨的臺北富都大飯店聽歌與看服裝秀，幾家的小朋友跟著大人們去湊熱鬧，當天走秀的第一代模特兒中，有一位高䠷秀麗的石姓模特兒，是《中央日報》海外版主編石敏的妹妹，何應欽等大人們想請她節目結束後來坐坐。不料當我們銜命去後臺請人時，石姓模特兒的男朋友已等在門口接人。我們任務未達成，無功而返，大夥只得繼續聽歌、看表演、吃點心。
一九七○年代中期，臺灣電視公司製作一檔《面對歷史》的訪談節目，邀請何應欽上節目談抗日戰爭，卻被婉拒，理由是：「天下本來應該是我的，沒什麼好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何應欽病逝臺北榮總，蔣經國立即頒發褒揚令。家屬以何應欽功在黨國，向臺北榮總提出要求，出殯當天不循慣例走側門，而改走榮總正門，也獲得蔣經國同意。豈料出殯當天靈車行駛至正門口，卻因車體裝飾太高無法通過，只得認命將靈車調頭，由側門出去。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近看兩蔣家事與國事：一九四五～一九八八軼事見聞錄》，1945年至1988年的四十三年間，臺灣在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主政的國民黨政府治理下。肯定他們的人，認為那是一段盛世歲月，生活從清苦到富裕，人民安居樂業。否定他們的人，認為那是威權統治年代，有人坐大牢，甚或丟了性命。論兩蔣的歷史功過是嚴肅的議題，留待史家評斷。作者鄭佩芬為資深媒體人，將親眼目賭或親身經歷的真相與事件詳實記載下來，與關心那段歷史的讀者朋友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