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在文章中把中共形容成中國的「土地改革者」，並向西方世界生動的講述了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及中共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從而把中共形塑成「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這就是後來老鮑威爾及其《密勒氏評論報》所支持的對象。
「紅星照耀中國」重塑中共形象
作為一個「電腦科學」教授，翻譯「台灣的血浴」的李中志教授，顯然沒讀過研究中共黨史者必讀的名著《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本原翻譯為「紅星照耀中國」，後改名為「西行漫記」。這本影響深遠的書，就是《密勒氏評論報》的記者 愛德加•史諾 ，以他訪問延安的基礎上，在1937年7月寫成出版的。
繼史諾之後，西方有一票聞名的所謂「自由派」左傾記者，包括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海倫•福斯特 HelenFoster、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等，都與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先後有過相當的淵源。
由於《密勒氏評論報》後來幾乎成為中共面向西方世界的宣傳喉舌，因此，1949年中共奪取全大陸後，《密勒氏評論報》是唯一一個能夠繼續留在上海出刊的西方媒體。
1950年，《密勒氏評論報》改為月刊。因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並在韓戰期間成為指控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最重要的西方傳播者。《密勒氏評論報》還被中朝軍方用來對美國戰俘的政治教育素材。因此，遭致西方多國抵制禁運，致使《密勒氏評論報》難以為繼，最終於1953年6月停刊。
鮑威爾曾以「叛國罪」遭起訴
鮑威爾夫婦回美國後，1954年初，聯邦調查局向司法部刑法司建議起訴鮑威爾。同年9月和12月，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兩次傳訊鮑威爾；指控他傳播了反對美國的虛假報導。調查延至1959年二月，鮑威爾以「叛國罪」被起訴。最後因美國司法程序，對「叛國罪」的認定，要有兩個以上的證人作證。檢察官提不出證人名單，該案終於在1961年以不起訴落幕。
雖然，美國的法院未能完成對鮑威爾的控罪。但是社會大眾卻讓他始終背負著「叛國」的罵名，使他在美國傳播界再無立足之地，僅能藉著中古屋買賣度其餘生。
客觀還原真相才能實現轉型正義
綜上所述，鮑威爾及其《密勒氏評論報》是否是客觀超然的媒體或媒體人？應該是值得我們在追求「轉型正義」時，要特別謹慎判斷之處。因為，在英美法學上，對於「衍生性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有所謂「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論的邏輯是：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汙染，那麼任何從它衍生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會受到汙染。因此，這樣衍生出來的證據，在訴訟中不具備證據能力。
換言之，如果鮑威爾及其《密勒氏評論報》有他特定的政治立場，特別是，他們的立場是和國府站在對立面時，我們在引用他們的報導時，就要特別謹慎，以免誤採「毒樹果實」，而影響到「轉型正義」的客觀性。
其次，就算我們「不以人廢言」的角度，來審視鮑威爾「台灣血浴」的228報導內容後，我們也可以從鮑威爾自陳他的消息來源，是從所謂的「外籍目擊者」那裡取得的，可以確認這是一篇完全根據「傳聞」所加工作成的「新聞報導」。
在英美法中，「傳聞」原則上並無證據能力，因爲傳聞之結果，容易將陳述之內容予以簡化或趣事化，加上人的記憶因時日之經過而逐漸模糊，所謂之傳聞恐與事實大有出入，甚至產生以訛傳訛的結果。
更何況，他的「消息來源」不論是葛超智或卡竇都有他們企圖要讓台灣歸於美國或聯合國託管的政治立場。而且還經過他們自己的上級「認證」，認為他們太過主觀偏頗，報告內容對台灣的觀察有「特定評價」。鮑威爾據以報導，自然也會產生「毒樹果實」的結果。
＊作者為前國大代表，「印度風」企業集團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