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早在1947年，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就已在他的小說《瘟疫》（法語La Peste，英譯The Plague，中譯又為鼠疫或黑死病）裡詳細地描述過這種情景了。不過，要了解卡繆對人性的描述，光靠《瘟疫》是不夠的，而是必須從他的存在哲學三部曲來探討：《異鄉人》（Stranger, 1942）、《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 1943）與《瘟疫》始得全貌。
《異鄉人》的法文為L’étranger，意思即外來的陌生人。故事主人翁莫梭（Meursault）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甚至他的母親過世也毫無感傷（以至後來被檢察官指控他是「道德上的怪物」），最荒謬的是，當他因故殺人而被審訊時，他竟也沒有為自己申辯，直至最後被判死刑，他仍毫不在乎。卡繆在這部小說中真正要表達的是，現代人身處在這個荒謬的世界裡，莫名地面對各種未知的恐懼，如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所說的「人無端地被拋擲在這個世界且命定地步向死亡」，身處其中但卻又不知為何在此的意義，就像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鄉人那般地虛無（nothingness）與荒謬（absurdity）。
接著是《薛西弗斯的神話》的轉折，薛西弗斯是被眾神懲罰推滾一塊巨石上山，但巨石又會因其重量而滾回山下，如此永不止息地工作。而他的處境之所以成為悲劇，是在於他有片刻的清醒，體認到自己的絕望，也因為他有這份清醒，這份工作才成為一種懲罰。如同《異鄉人》一樣，卡繆慣稱這種處境為荒謬性，但是當他重新省視這份荒謬性，卻有了另一種層次的發現：如果薛西弗斯在清醒時，並非用以感受絕望，而是直視命運的作弄，認清生命本身的荒謬性時，那麼在這瞬間，他便超越了那塊巨石，也超越了命運。如果說《異鄉人》表達的是生命的荒謬性與虛無感，那麼《薛西弗斯的神話》就是要重新喚醒我們的存在自覺與主體性。
有了這兩部曲的省察之後，我們再來看《瘟疫》，便能了解故事所描述的那個受瘟疫降臨的城市，它被孤立於人類社會的那種虛無與荒謬，也才能體會故事主人翁李爾醫生（Dr. Rieux）面對這場瘟疫時，雖然絕望但卻又展現勇氣地真誠態度。所以，故事最後，當人們歡愉於瘟疫退去時（瘟疫無端地出現，也莫明地消散），卡繆反而埋下一句伏筆「誰知道瘟疫下次會在哪個快樂的城市出現！」藉此告訴我們：面對生命的虛無與荒謬，我們既不能解決、也無法超越，唯有以最真實的態度直視生命的無奈。
書中場景早已印證了2003年的SARS，如今又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再次考驗著人性：當人們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死亡，或是能否活下去都是一個未知數時，我們平時所遵守的法律、道德和規範是否還有意義？換言之，面對死亡的恐懼時，我們將如何看待這時人類所展現出來的善良或醜陋面？一個瀕臨絕望的父親為兒女的存活去搶奪他人的物資或藥品甚至傷害了他人，那麼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假如，道德價值必須重估、善良與醜惡沒有了區隔，那麼人性的複雜，又豈只是善惡二分而已呢！
最後容我引用卡繆在《瘟疫》裡李爾醫生與記者蘭柏的一小段對話作為結束。
李爾醫生：「這一切無關乎英雄主義，而是一種正直。說出來可能會讓人發笑，但我覺得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記者蘭柏：「什麼叫作正直？」
李爾醫生：「我不知道一般人怎麼看，但對我來說，就是盡我的本份罷了。」
原來人性的考量一直都是關鍵。或許面對新冠病毒這場瘟疫，人類終於覺醒並且開始後悔：為何過去我們對人性的思索與關注如此貧乏啊？！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