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習近平無法問責，中共陷入「復工悖論」
至於對習近平的問責，體制內現在的生態中幾無可能，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問責到「核心」，這還不如大清朝。1840年代，有力量能問責道光皇帝？1860年代、1900年代有人能問責到慈禧？1960年代更是無法問責毛澤東。庚子年的所有當政者無論怎樣造孽作惡，其地位與權勢均無法撼動，除非帝國崩潰。而在這樣的政制下，充當替罪羊的反而是位居第二的領導人，慈禧對光緒的拘禁，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打倒，習近平會不會由此問責小組長李克強，就看疫難之後的中共內鬥激烈程度。
體制內傳出的李克強經常說「相忍為國」，通過忍讓來維護黨國的面子、避免內鬥引發動盪，畢竟李背後，有胡、溫與黨內還殘存的元老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李避受殘酷的政治打擊，加之習在疫難之際窮於應對危機，只能等待時機。
為了避免因一人決策造成自己被大量指責，習轉而通過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一些重大決策，只要真的討論，就真的會有爭論，真的會有反對意見，傳出的消息是，習要求全國儘快復工，而李克強等反對（大陸媒體又有報導說，是習中央反對武漢復工）。最後結果應該是，有條件的地方復工，情況嚴重的地方緩行，一些地方的最新的政策是，只要檢測正常，就可以出行。看起來這是務實的方式，但由於檢測效果並不準確，隱性的感染者毫無症狀，這樣帶來的隱患與風險，難以預料，一些企業剛開工就曝出有人感染，其它員工只能被迫隔離。
我們看到了疫難之際中國的「復工悖論」：如果不復工，就是等死，經濟與市場供給可能引發次生危機；急於復工，則是找死，武漢病毒是「流氓病毒」，潛伏期不定，監測經常性失效，許多人無症狀帶病毒，這些隱性的傳播已造成義大利、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病毒嚴重傳播，由於感染人數上升，北京也開始進入「武漢時間」。
人們也因此嘲諷中共央視主持人，頭天還在說要嚴防死守，待要家中是必須的措施，第二天就號召大家出門工作。央視話風突變，是因為最高領導人發話，最早領導人發話是因為有防疫專家與現實控制疫情的能力提高了，抑或是有了特效藥？都不是，是因為經濟形勢嚴峻。
如果經濟懸崖式跌落，僅靠增發貨幣，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引發惡性的通貨膨脹，更為嚴峻的是：如果三個月以上不開工，國際產業大量轉移，與其它國家形成產業鏈，這就在事實上把中國排除在世界經濟之外了，中共無法在經濟上承受國際工廠的整體移出。
所以強行要求人們復工，是為了黨國經濟安全，而保守的方式，考慮更多的是會不會引發又一輪疫病大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