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回顧近代以來的庚子年，發現都與國難、社會巨變相關聯，1840年鴉片戰爭，1900年義和團匪亂造成多國聯軍進入京城，1960年是中共製造的大饑荒，2020年，武漢疫難又一次重創中國。
這些國難都是外在力量或自然力量造成的嗎？1840時代如果大清不是封邦鎖國，會有鴉片戰爭之難？1900年不是當局利用暴民義和團「扶清滅洋」，何來列強「辱我大清」；1960年前後的自然災害，實為黨政之禍，與自然災害無關；現在的武漢疫難，官方又一次將病源體鎖定在自然動物身上，但種種跡象表明，病毒研究過程與實驗動物的處置都存在重大問題，中共軍方是不是參與研究生化武器，也是疑點中的疑點。
上述四次庚子國難的根本原因，如果分析當政的國家元首，一個詞評價他們也許恰如其分：腦貧困（嚴重的認知缺陷、知識與智力匱乏）。對世界、對現實、對災情與疫情的錯誤認知與應對，是造成國家災難的根本原因。
大清的兩個庚子年（1840、1900），最終決定了大清的命運，現在中共的第二次庚子年，習近平個人的權勢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中共治下的國運是不是會由潰而敗？
習近平遭遇疫難，李克強當不成小組長
中共的人大與政協「兩會」開與不開，其實沒有什麼影響，本來就是一場勞民傷財的政治舉手秀，習近平更多考量的是形象與威權受損，現在我們看到中辦與中宣部啟動了又一番宣傳習共中央在決策方面的完全及時正確，用宣傳氣勢來壓倒責問與批評的聲音。
庚子年本應是習氏的偉大領袖造勢年，新年開局從緬甸開始，在雲南搞一次大型的親民秀，與民同樂，包括敲響祈福鐘、掀開老百姓家的鍋蓋，這些表演秀均早已安排妥當，但此時疫難危機已悄然降臨。
在去緬甸之前，習已知悉，只是做了象徵性的部署，按照慣常規矩，先按下不表，內部處置，說的是不要影響春節氣氛，實則不能影響習氏的表演秀行程。
局勢嚴峻之後，產生國際性的壓力，習指派李克強去武漢，並讓他擔任應對疫難的中央小組長，這是一次例外，過去中央的二十多個小組長都由習擔任，這次因為性命攸關，所以疫難領導小組組長讓總理去做。但問題接踵而至，當小組長親自部署指揮時，軍隊與警方、中央與地方，各種力量都得聽令于戰時總指揮，新聞聯播時總理的份量一下子就蓋過了總書記，而且許多重要的權力在「戰時」必須讓渡對領導小組長，習的權與利均嚴重受損，又開始強調自己一直在親自部署與指揮了。
如果不經過習，總理無法運行軍隊與員警體系，當年汶川大地震，胡溫當政，但軍方卻仍然掌控在江澤民手中，江沒有同意派軍隊，軍隊就按兵不動，最後「軍委首長」江澤民恩准了，軍方才給予配合。
在危機時刻，習既想安全、無責，又想控制軍警黨政專權，無法做到，所以只能再一次虛置總理的小組長職權，使李不再以前線指揮官的身份大量出現在媒體上。習如此而為之，是為了個人的專權安全。
維穩機制無法應對疫難危機
有評論分析，習這次應對危機罪錯嚴重，所以遇到了內部的批評，一尊地位受到嚴重挑戰。
內部紛爭肯定是有，譬如這次因為海外媒體大量的聲音都在指責習專權造成的處置新冠狀病毒貽誤，武漢市領導在接受央視採訪時也及時「甩鍋」，相關疫情早已向上彙報給了國務院、中央，因為省市政府無權公開疫情，所以才造成後續種種亂象。面對責問習近平責任的聲浪，習在接受世衛組織主席時，強調的是自己一直「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爾後又在黨中央刊物《求是》雜誌發文，列舉自己參與一系列與疫情相關的會議，均做出了「重要指示」。
習的一切開脫都是無效的，為什麼？因為習的指揮與部署都是無效率、無效果，慈禧也很努力，毛澤東更是努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但結果都是製造了國難。
共產黨的維穩機制，可以撲滅一切異端言論于萌芽狀態，能及時發現一位上訪者出現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通過大資料資訊庫與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但經歷十七年之前北京薩斯疫難的北京當局，卻無法像維穩那樣， 「穩定」疫毒的傳播。醫護人力無法調配，醫療資源匱乏，員警力量致力於控制言論，而不協力治病救人。整個黨國的機制是窮盡一切謀略保黨國安全，百姓的生命安全是等而次之的選項。現在的疫難造成國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並波及世界，習近平或習共中央的罪責無法開脫。
一部分人在疫難之際警醒，不再相信黨國政府，認為中共控制的媒體皆謊言，但另一部分人卻更依賴「黨和政府」，甚至在美國洛杉磯我們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如果沒有中共領導，中國就亂了。這也是經濟與思想控制造成的「腦貧困」，習近平當政之後，幾乎打壓與摧毀了一切民間組織，並在私企與外企設置黨支部，同時重建農村信用合作社、重新安裝村莊路口的大喇叭，其用意極其險遠：就是國家經濟或戰爭狀態時，既可以控制經濟命脈，又可以在斷網之後，控制宣傳資訊，習近平把胡溫時代剛剛起步的民間組織、宗教力量、公民社會，悉皆消除或被打壓，「社會」被習近平破壞了。
因為沒有社會支持與互助，人們只能依賴黨國政府，依賴組織，這就是習當政之後造成的惡果。
這次疫難如果半年無法解除，中國大陸成為「西朝鮮」可能成為現實：百姓越貧困，特別是「腦貧困」，越依賴威權與極權，只能等待唯一的權力者的施與與救濟，否則沒有任何別的途徑獲得資源。
對習近平無法問責，中共陷入「復工悖論」
至於對習近平的問責，體制內現在的生態中幾無可能，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問責到「核心」，這還不如大清朝。1840年代，有力量能問責道光皇帝？1860年代、1900年代有人能問責到慈禧？1960年代更是無法問責毛澤東。庚子年的所有當政者無論怎樣造孽作惡，其地位與權勢均無法撼動，除非帝國崩潰。而在這樣的政制下，充當替罪羊的反而是位居第二的領導人，慈禧對光緒的拘禁，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打倒，習近平會不會由此問責小組長李克強，就看疫難之後的中共內鬥激烈程度。
體制內傳出的李克強經常說「相忍為國」，通過忍讓來維護黨國的面子、避免內鬥引發動盪，畢竟李背後，有胡、溫與黨內還殘存的元老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李避受殘酷的政治打擊，加之習在疫難之際窮於應對危機，只能等待時機。
為了避免因一人決策造成自己被大量指責，習轉而通過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一些重大決策，只要真的討論，就真的會有爭論，真的會有反對意見，傳出的消息是，習要求全國儘快復工，而李克強等反對（大陸媒體又有報導說，是習中央反對武漢復工）。最後結果應該是，有條件的地方復工，情況嚴重的地方緩行，一些地方的最新的政策是，只要檢測正常，就可以出行。看起來這是務實的方式，但由於檢測效果並不準確，隱性的感染者毫無症狀，這樣帶來的隱患與風險，難以預料，一些企業剛開工就曝出有人感染，其它員工只能被迫隔離。
我們看到了疫難之際中國的「復工悖論」：如果不復工，就是等死，經濟與市場供給可能引發次生危機；急於復工，則是找死，武漢病毒是「流氓病毒」，潛伏期不定，監測經常性失效，許多人無症狀帶病毒，這些隱性的傳播已造成義大利、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病毒嚴重傳播，由於感染人數上升，北京也開始進入「武漢時間」。
人們也因此嘲諷中共央視主持人，頭天還在說要嚴防死守，待要家中是必須的措施，第二天就號召大家出門工作。央視話風突變，是因為最高領導人發話，最早領導人發話是因為有防疫專家與現實控制疫情的能力提高了，抑或是有了特效藥？都不是，是因為經濟形勢嚴峻。
如果經濟懸崖式跌落，僅靠增發貨幣，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引發惡性的通貨膨脹，更為嚴峻的是：如果三個月以上不開工，國際產業大量轉移，與其它國家形成產業鏈，這就在事實上把中國排除在世界經濟之外了，中共無法在經濟上承受國際工廠的整體移出。
所以強行要求人們復工，是為了黨國經濟安全，而保守的方式，考慮更多的是會不會引發又一輪疫病大傳播。
腦貧困社會還能維繫多久？
一位網友給我轉來這則微文（作者不詳），誠哉斯言：
這個事件是以國家主義的失敗開始（輿論管制、瞞上欺下、官僚主義、麻木不仁），以國家主義的勝利結束（國家動員，戰時機制，舉全國之力）。然後，大力宣傳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合理性，然後等待下一次的災難再度降臨。
中共媒體啟動又一輪宣傳造勢，中央應對正確，習進入又一輪攬權與提升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度的造勢過程中：官方媒體報導是這樣說，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23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強對疫情防控的集中統一領導。（參見《習近平：用藥如用兵 用醫如用將》）
面對疫難，中共既喜歡用人民戰爭的方式，運動式使用民間暴力阻止人員流動，又強調中央集權、統一領導。極權暴力與民間暴力總會在大災難時刻無縫對接，共存共榮。而這正是兩個極端力量腦貧困所致，無理性、無常識、通過權力賦予的暴力，無所不用其極。而造成的禍患、災難，卻無人擔責、亦無從追責。
極權政治狀態中，最高當政者一旦患上「腦貧困」之病，無藥可醫，無責可問，而這種極權者的腦貧困也像傳染病一樣，在抵抗力弱的群體中蔓延，形成社會性的族群之病，更無藥可醫的，卻是這國之病。權力的傲慢，資訊被自己人控制，報喜不報憂。核心人物的腦貧困，卻依仗強大的權力，盲目決定一切，對個人權力迷戀而依賴，底層則對黨國形成依賴與迷信。
1988年崔建的歌詞也是對「腦貧困」的最好的詮釋：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
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你問我還要去何方
我說要上你的路
看不見你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問我還在想什麼
我說我要讓你做主
(當核心被奴才們控制了真相與資訊，結果是奴才們做了核心的主，核心自己也成了腦貧困戶)。
＊作者為獨立學者 專欄作家，現居美國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