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台後，視中共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對中政策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黄安偉（Steven Lee Myers）日前撰文指出，川普政府內部對中立場分為兩派：一派以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為代表的所謂「貿易派」，支持與中共建立強大商業關係；另一派是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為首的所謂「國家安全派」，主張美國應試圖與中共經濟脫鉤。川普目前的態度，傾向於站在「貿易派」這一邊。
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性恐慌，為「國家安全派」譴責中共統治，提供了有力的藉口。他們認為，不能指望共黨會披露所知的情況，或妥善控制疫情。蓬佩奧就指責中共在冠狀病毒暴發時，沒有做到公開透明，認為新冠病毒削弱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但川普的態度卻與眾不同，他公開讚揚習近平對危機的處理，甚至表示「我知道習主席愛中國人民，他愛他的國家，他在非常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做得非常好。」
有人認為，川普坐視兩派立場並立，可能是美國政府在玩「黑白臉」的把戲；但我認為，這是川普的策略運用，主要基於下列兩點考量。
第一，是選舉的算計。影響美國總統大選的因素，一直是以內政為首。川普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他在今年2月4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及三年前首次競選時的主軸「偉大美國回歸」（the great American comeback）；但他了解，讓美國選民真正有感的，不是那些空泛的口號，而是生活是否過得更好，因此不能讓經濟和中國脫鈎。
第二，川普雖不認同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但中共內部形勢若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並不符合美國當前的利益。以中共目前領導班子，除習近平外，還看不出有穩定大局的繼任人選。此外，中國大陸爆發新冠肺炎也暴露了共黨體制的弱點，讓川普因此產生信心，認為除非中共進行體制改革，否則美國的超強地位不會輕易受到挑戰。
美國實施民主政治，行政部門基於本身官僚利益，對政府政策採取不同立場，乃是司空見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柯林頓政府執政時期，根據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說法，柯林頓早在1994年時，就決定對中共採取「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但卻始終拿不出一套達成目標的優先次序，結果是每一個政府部門都在追求它本身的中國政策，彼此少有聯繫。例如，當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威脅要針對開放市場和智慧財產權問題進行制裁時，商務部卻增加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行動；當國務院對中共違反人權和核武擴散行為展開批判時，國防部卻致力發展與共軍聯繫。當然最後的政策還是由柯林頓拍板定案。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國會對行政部門有制衡的作用，但國會通過的法案，仍須經總統的裁示才能具體落實。
以川普目前的聲勢看，他獲選連任的勝算極大；而若連任，他第二任期的對中政策，對兩岸關係將有關鍵性的影響。民進黨上台後，執政當局對美國提供的支持仰賴甚深，尤其在蔡總統勝選連任後的未來四年，中共對臺政策可能出現難以預期的巨大變化，故川普對中共的態度，值得吾人密切關注。
臺灣一向把美國的民主制度奉為圭臬，但卻沒有體會官僚體系在民主政治運作可以扮演的角色。就以政府這次的防疫作業程序為例，陸委會職責所在，當然可以就臺商包機返鄉一事表達自己的立場；同樣地，衛福部也有權站在防疫的第一線，提出自己的看法。這當中沒有誰是誰非的問題，如果防疫只停留在政務的層級，就由行政院長做最後的裁示；如果升高到國安層級，就由總統拍板定案。
但在過去這段期間，事件的發展沒有如此「按表操課」。陸委會因宣布有條件開放陸配子女入境，引發民眾反彈。這項措施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撤回後，陸委會在臉書發文致歉，而且表示「謝謝所有網友們給的批評與建議」。陸委會或許不解錯在哪裡，道歉也因此搞錯了對象；但顯然政府是在網友的壓力下出現政策急轉彎，「網民治國」竟然成為今天臺灣民主政治的一個特色。影響所及，不但引發臺灣內部在人道和防疫兩個議題進行口水戰，也讓對岸藉題發揮，讓本已緊張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
病毒是人類社會的公敵，兩岸因防疫問題隔空叫陣，實在沒有必要，並且應是可以避免的。針對先前蘇貞昌院長禁止口罩出口令引發的爭議，蔡英文總統1月30日召開緊急會議後表示，「基於人道考量，若行有餘力，願向大陸提供必要協助。」她同時也對受肺炎衝擊的大陸民眾，表達關切和慰問之意，蔡總統透過記者會傳達上述的訊息，難得出現在對岸的電視螢光幕上。我不認為總統此說只是基於人道考量，但她刻意向對岸釋出的善意，沒有得到對岸官方的積極回應。
至於滯留湖北臺胞返鄉包機的問題，本來以2003年臺商春節包機的模式來處理就好了，但對岸卻因政治因素，而把整個問題複雜化。例如，國臺辦發言人把飛機延宕責任推給我方，還指控民進黨政府「以疫謀獨」、「趁疫打劫」，以及「企圖以犧牲人道精神來獲取政治利益」。坦白說，我實在看不出口罩和包機兩件事，和「臺獨」有什麼關聯性，有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已。
在缺乏溝通又沒有互信的情况下，我認為兩岸在處理共同面對的防疫工作上，存在太多的誤判。雙方都沒有以「同理心」考量問題，即不理解對方在不同政治生態下，可能採取的不同作法。結果就呈現目前因兩岸民意對抗和政府對撞，所形成的惡性循環。我認為，兩岸官方和民間都應努力阻止這種循環持續下去，因為兩岸若出現擦槍走火，這肯定會是一個導火線。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