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第二階段聯署進行得如火如荼，早已跨過最低門檻人數（23萬），更可能在3月28日截止時，逼近第三階段罷免人數（約58萬）。有些人（如李艶秋、沈富雄）和罷韓團體都公開疾呼，韓國瑜應知所進退，自行辭職，以免賠了夫人（丢了大位），又折兵（勞民傷財）。
這種論調見樹不見林，甚至是盲人騎瞎馬。韓國瑜市長如果辭職，只是屈服於民粹，而非對民主低頭。前者，是政治人物的懦弱；後者，則剥奪高雄選民的權利，兩者都不可取。好漢做事，好漢當，韓國瑜必須在信仰倫理（市長受選民托付）和責任倫理（民選官員承擔終極後果）方面，有所為與有所不為。辭職，不過是未戰先降（典型的吳斯懷翻版）。
韓國瑜不應辭職，理由歸納起來，不外實際與抽象兩個層面。實際層面，立竿見影。儘管台灣第三大都會區未必卧虎藏龍，韓國瑜到底是高雄市民投票選出的地方首長，一市之長所為何事，全由市民使喚，除非作奸犯科，當事人不能説辭就辭。抽象層面，影響深遠。罷韓，是台灣直接民主的有效驗證，取捨之間，應由選民定奪，虎頭蛇尾，一無是處。
從實際操作看，在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張時（可能超過最快的5月罷免投票），高雄市不能群龍（更可能是一堆地頭蛇）無首，韓國瑜就算只是過場演出，戴著口罩，到處現身露臉，總比無人領導，在觀感上讓市民踏實一點（天塌下來有市長頂著），在倫理上也叫市民有所期待與依托（市長共體時艱苦民所苦）。
韓國瑜一旦辭職，他所任命的大小政務官就失去正當性與合法性（樹倒，猢猻安在）。即使過渡的短期内不必與市長共進退，他們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勢必礙手礙脚，特别是在新任市長就職前後，官位難保。幾個月下來，有人會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反正最後損失的是高雄市民與納税人的荷包。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市長辭職，兹事體大。韓國瑜既然當上市長，去留，已非他個人能隨心所欲。小我，任性無妨（「放馬過來，恁爸等你」）；大我，兒戱不得（老子不幹了，你奈我何）。罷韓，是目的，而非手段，不然毫無經驗價值。辭職或罷免，結果固然一樣，意義卻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抽象層面。
從抽象角度看，韓國瑜是否應該下台，只能經由整個罷免程序做最終定論，成也高雄市民，敗也高雄市民，其他人獻策無妨，但不能越俎代庖。
仔細探究，罷韓，至少有三個相互糾纏的象徵意義，每一個都足以見證台灣的自由民主和集體智慧是否經得起檢驗：民意與天意的矛盾、民粹與民主的對抗和個人麻煩與社會問題的分辨。不論是哪一個，始作俑者都是韓國瑜本人，怪不得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