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跟敏感的政府單位一樣，國務院經常成為網路攻擊的目標。國務院人員必須阻擋入侵電子郵件的行為，以及日益複雜的「釣魚」詭計。我們剛到國務院時遇到的釣魚手法，就跟許多人在自家電腦接到的詐騙信件差不多，因此，也跟惡名昭彰的奈及利亞銀行詐騙電郵一樣，因為破英文而啟人疑竇，早期企圖突破我們安全系統的粗糙手法，是很容易發現的。然而，到了二○一二年，詐騙電郵的內容逼真、英文流利程度已大幅提升，歹徒甚至假扮國務院人員，企圖誘騙同仁開啟看似正常的附檔。
我們到俄羅斯等敏感地區時，常接到國務院安全人員警告，要把黑莓機、筆記型電腦等任何可以和外界通訊的裝備留在飛機上，並拆下電池，以防止外國情報機構駭入。即使處於友好的環境，我們也要在嚴格的保防措施下處理公事、小心閱讀機密資料以及使用科技的地點與方式。保護機密的方法之一，是在飯店或大使館的不透明帳篷中看資料。在較缺乏相關設備的地方，安全人員則要求我們隨機應變，閱讀機密資料時要用毯子遮頭。這讓我覺得自己彷彿回到十歲時，過了上床時間，還偷偷躲在被窩裡開手電筒看書。
希拉蕊與她的團隊飛馳在各國之間，在這架飛機上一起度過87天。（《商業周刊》提供）
一名派駐伊拉克的低階軍事情報人員、一等兵布萊德利．曼寧（Bradley Manning），從國防部電腦下載秘密電文，交給維基解密的澳洲籍領導人朱利安．亞桑傑（Julian Assange）。有些人稱讚曼寧和亞桑傑是捍衛資訊透明化的人，繼承了揭發政府不法作為的高尚傳統，認為他們的行為，足以媲美越戰期間洩露「五角大廈文件」的丹尼爾．艾斯柏格（Daniel Ellsberg）。但我不以為然。正如我當時說的，善良的人都明瞭，敏感的外交通訊內容必須保密，以保護國家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必須能坦誠討論他們往來的民眾和國家。那些竊取來的電文，整體而言，證明了美國外交官的確善盡職責，而且通常在艱難的處境下工作。
這些電文也提供了有意思的材料。例如，有則電文描述一位外交官會晤某中亞部長的情況，酒醉的部長「斜躺在座位上，滿口各種俄羅斯語的分詞」；另一則電文描述在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舉行的一場婚禮，賓客扔百元美鈔給兒童舞者的畫面，是「北高加索社會和政治關係的縮影」。外交官經常提供他們對世界領袖的見解，例如，有一則關於辛巴威獨裁者羅伯．穆加比的電文提到，「他對經濟事務極為無知；加上他認為自己擁有十八個博士學位，可以無視於經濟學法則」。
洩密事件發生後，我立即譴責非法揭露機密資料的行為。我說：「這個舉動，危害了當事人的性命、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時也傷害我們和其他國家合作解決共同問題的努力。」接著，我轉身面對大表不滿的盟友和憤怒夥伴帶來的外交衝擊。
那個感恩節因為我忙著打電話道歉，整個假期顯得特別漫長。接下來幾天，我和多位外長、一位首相、一位總統通話。雖然電話中也討論了其他議題，但我的每通電話都會解釋，機密電文即將公開，請他們諒解。有些人聽了很生氣，覺得很受傷；有些人覺得這是和美國交涉籌碼的機會而精心盤算；但大部分人都只表示謝意。德國外長威斯特威勒說：「感謝您親自打電話來。」中國外長楊潔篪安慰我，他說：「我無法預測大眾的反應，但我們雙方加強互信是很重要的。這是中美雙邊關係的神奇詞語。」有位領袖甚至開玩笑說：「妳應該看看我們怎麼說妳的。」
在敏感國家辦外交都要特別注意資訊安全。（《商業周刊》提供）
面對面溝通就比較困難。十二月第一週，我前往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Astana）參加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高峰會，許多國家領袖也與會。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尤其不高興，因為一些外洩電文提到他的脫軌言行，義大利報紙還放在頭版上拿來揶揄。我們一同就座後，他說：「你們為什麼這樣說我？」還說：「美國沒有更好的朋友了。你認識我，我也認識你們全家。」他開始激動地說起故事，說他父親以前會帶他到美軍公墓，裡面躺著為義大利犧牲性命的英靈。他說：「我從沒忘記這件事。」貝魯斯柯尼的負面新聞多不勝數，從厚厚一疊關於他醜聞的剪報檔案就可得證。不過，他卻很在意同儕對他的看法，尤其是美國。所以，場面好尷尬。
我再次跟他道歉。我說，沒有人比我更希望電文中的字句永久塵封，可惜，這些話不足以撫平他的不悅。他要我和他一起站在攝影機前，發表強硬聲明，說美國和義大利的關係很重要；我只有照辦了。畢竟，貝魯斯柯尼縱有缺點，卻是真的愛美國。而義大利也是重要的北約盟邦，我們在全世界都需要他們的支持，包括當時即將在利比亞展開的軍事行動。因此，我竭盡所能地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尊重。（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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