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裡有個同學，需要療四年積下的傷，拉著唯一能跟他談得來的人——我——一起看碟。他是個足球迷，對諸多歷史掌故如數家珍，可貴的是還很博愛，欣賞所有有藝術氣息的球員。他借來一盤1986年世界盃的紀念光碟，在播放之前，他便津津有味地告訴我馬拉多納在那一屆上的光芒，好像當初自己看過現場一樣。
節目確實做得很好，馬拉多納光著膀子在更衣室裡率眾叫喊「阿—堅—廷那」的時候，那真叫撼人心魄。這屆杯賽的標誌就是阿根廷與英格蘭的那場四分之一決賽，馬拉多納先是以「上帝之手」打入第一球，接著又披荊斬棘，打入號稱足球史上的最佳入球，這個加冕球王的入球來得那麼恰當其時，那麼因緣際會，以至於即使未來再有以一敵眾、直搗黃龍的入球，都得屈居其下，就好像現代文學史有了《百年孤獨》後，再要出一部公認在其之上的小說，可能性微乎其微。
（資料圖：馬拉多納率隊登頂1986年世界盃）
馬拉多納也是我最早認識的球星，1994年，他和阿根廷隊把太多的人的心情扔到半空又重重摔下，其中也有我。不過，人的記憶總是前進的，之後幾年，越來越多的人和事冒了出來，關於老馬的最初印象被一層層覆蓋住，幾乎看不見了，直到那盤錄像出現，像一支熏得黢黑的火爐鉤子，哧哧哧一扒拉，就發現堆上邊的那些全是炭灰。
1986年世界盃結束後，尚缺少直播條件的電視台，在一些電視節目的間隙，像播廣告那樣播放比賽的精彩片斷，像巴西vs法國那一場，卡雷卡的進球，普拉蒂尼的慶祝，蘇格拉底的黯然傷神，不知道當時的畫面，是否就已和二十年後重看時一樣，有了一種代表時光荏苒、經典留存的蠟染畫光澤。足球是那年的大事，即使報紙還不多，電視還是貴重物品；有一檔節目請來了兩三個專家，討論「上帝之手」，可能還順帶向觀眾普及足球知識（那時盛行的電視知識競賽裡有過「一名球員累積幾張黃牌將被罰下場」這樣的提問）。有個老專家操著啞嗓，看著屏幕裡的回放說：「馬拉多納這個球，有一點用手，有一點用頭……」
（資料圖：1986年世界盃四分之一決賽，「上帝之手」瞬間）
一字一頓，音猶在耳。這就是那盤錄像召回的記憶。「上帝之手」進球至今讓一些人憤怒，但為之喜悅激動的人——不只是阿根廷人，還包括我這樣完全中立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一代代人成長起來，將那屆英格蘭隊徹底模糊成背景，而老馬的傳奇完整高大。對足球而言，記憶只會銘記那些美麗的東西，一時的巨大爭議，過後都成了魅力無窮的軼事；記憶也是會隨著勝利者敘事被修改的：為什麼要對「上帝之手」耿耿於懷呢？讓最好的球隊笑到最後，不是應該的嗎？
2009年11月18日晚，提耶裡‧亨利（Thierry Henry）在愛爾蘭隊球門前一米處，用手把球捅了進去。進球有效，法國隊從而擠進了次年世界盃決賽圈，輿論驚叫「上帝之手」再現，愛爾蘭國小聲弱，譴責大多來自中立方，但頂級職業球員們紛紛出來，解釋亨利大帝的心理：他不能不這樣做，相信任何一個球員出現在那個位置，都會這樣做。早已退役的齊達內則玩起了文字遊戲：「亨利不是欺騙，他只是犯規了。」
任何一個球員，在那個局面下都會這麼做：伸出一手，並在球入網後迅速撩衣慶祝，讓進球第一時間成為裁判眼中的事實。英國的體育經濟專家分析說，這一球之所以致命，之所以法國人後來也堅持讓賽果不得更改，是因為法國隊進入世界盃，必將拉動法國博彩業、媒體業等行業的消費，收益至少為10億歐元；法國人甘願為此犧牲同愛爾蘭的外交關係。愛爾蘭隊離開世界盃，損失不過1億歐元，就以功利主義理論衡量，也該讓法國出線。
但亨利伸出的手，不可能像馬拉多納伸出的手那樣終獲諒解。法國隊不是一支更好的球隊，他們在世界盃上的拙劣表現證明了這一點；愛爾蘭的必勝客連鎖店派發比薩餅，慶祝寡廉鮮恥的法國人早早回老家。決賽圈一輪游，除了給法國拉升GDP，沒有為足球增加任何東西。人們說，法國本就不配出線。
然而，1986年的足球，和2010年的足球真有本質的區別？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在看完1986年的英阿四分之一決賽後一篇隨筆中寫道，有個朋友，也是前職業足球運動員告訴他，千萬別生氣，也別困惑：「他向我擔保，馬拉多納事實上別無選擇。如果他承認他是用手進的那個球，隊友可能會殺了他。」何況，「你可知道有上千萬的美元，會因這一球而處於危機之中？」
世界盃如同一個拉著一車鋁合金板的三輪車伕，蹬隔幾步，身後就咣當咣當地響成一片。十幾億、幾十億人在同一時刻關心一場比賽，一個球進不進，關係到千萬美元的易手。然而那年，我們都還純潔得像剛蛻了皮的蛇，討論著「上帝之手」的真相。
足球的魅力在於說不清楚，在於爭議，在於錯誤被縱容，誠實者被冤屈，電子裁判始終無法得到完全啟用，正因為人為因素早已成了足球的一部分，假如每個身體接觸，大屏幕上都會像擊劍比賽一樣亮起紅燈或綠燈，那麼看台上早就沒人了。於是，我們繼續討論「有一點用手，有一點用頭」，討論「這個點球該不該判」，只有在這個層面上，足球還是潔淨的，僅限於純粹愛好的，可以讓我們忘卻背後那涉及億萬美元的、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
與老同學山嶽相隔，我卻越來越欣賞這個有些古怪的人。他崇拜巴西隊的三叉戟，但也熱愛馬拉多納和阿根廷隊，他愛濟科、普拉蒂尼和蘇格拉底，也喜歡布魯查加，他以前經常跟我說：「布魯查加啊，是最被人忽略的一個人，即使他打入了決賽制勝球；阿根廷隊的布魯查加，就像巴西隊裡的卡雷卡。」這種博愛，也許是那些略一懂事就關心足球、受過八十年代中後期藝術足球熏染的八零後才會有的。「上帝之手」增添而不是損害了八十年代的傳奇色彩，就像競於詐術的漢末—三國紛爭，浪漫得像夢一樣。
但足球也是無限接近真實人生的一項遊戲：它最擅長消滅夢想和幻覺。上帝的兩次伸手，還有門線懸案之類，全世界都能認定的事實，只有一個人反對，而這個人恰恰掌握著球賽，可以決定一支球隊的命運。此時，大多數觀眾恐怕會大吃一驚，感到極度痛苦或困惑，這是一種孩童的反應，在童話裡，謊言終會被揭穿，欺騙者被踩在腳下，真實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我們也都知道，這種結局僅僅發生在童話裡；如果說成熟意味著明白世事不總是佔理的人說了算，那麼足球能讓你長大成人。
2010年世界盃，馬拉多納再次成了最大的主角，也是最大的敗者——不是在真實對抗謊言、善良對抗邪惡中落敗，而是在天真對抗世故中落敗。這裡的「世故」是相對而言的，沒有貶義，踢得精確、算路更準的德國隊無可挑剔，可是馬拉多納的球隊，到底有一種來自1980年代的浪漫而唯我的氣質：它一旦感到驕傲，就拒絕長大，酷似北伐的關雲長，「威震華夏」時已然命薄如紙。一場慘敗後，馬拉多納成了被揭穿的騙子，殘酷的話語團團圍住了他：「他是怎麼當上主教練的？戰術素養一塌糊塗，連起碼的辭令技術都沒有。」他連鋪蓋都沒卷就走了，阿根廷隊再度進入災後重建。
（資料圖：2010年世界盃，阿根廷0：4負於德國，馬拉多納賽後與女兒相擁）
獲勝是一切，獲勝可以掩蓋過程中的一切不光彩。人們的記憶會為勝利者找到合法性，而他們對面的失敗者，通常也會很配合地風度翩翩，做出一副敗也可敬的樣子。但是，像馬拉多納這樣一個連尊重都沒有得到的失敗者，卻讓我想到，足球在決出勝敗、分掉上億美金之外是否已失去了更多。上帝真是英明，當初放行了馬拉多納的手，讓他的「阿—堅—廷那」被世人所聽到，如果孩子的欺騙不能得逞一次，那麼很可能，不用等到2010年，我們早已失去了他；他或者像普拉蒂尼那樣變成滿臉堆笑的官僚，或者像蘇格拉底一樣，在一個無人喝彩的早晨靜悄悄地離去。
＊作者為獨立記者，書評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oly3gZ ，責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