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在美國「美台商會」（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後來是把台美軍售列為主要關注，因此對一般性的經貿安排，其商界支持力道顯然是有問題的。這也導致不少人質疑，在台美國商會對於『美台自由貿易協定』當時採取的負面立場，是否是有意延遲此協定發展的可能，一方面持續壟斷既有的利益分配，二方面是藉此將自己之前拿不到，或者不受美國政府重視的經貿項目，利用台灣想談FTA而很可能願意讓步的機會，也順勢取得自己之前達不到的成果。
這樣的疑慮在後來更發現在2006-2008堅持台灣要開放三通才願意考慮與台灣洽談自由貿易協定的在台美國商會，在馬政府開放三通後，其關注點放到了馬政府的政府效率，並呼籲台灣不應該過度重視中國。由於之前所謂先三通後台美FTA的理由是，這些商會成員想要利用台灣進軍中國，但當台灣大幅開放三通，兩岸直航十分緊密後，出現了其進軍中國的最佳時機，美國在台商會反而呼籲台灣不應太重視中國，剛好與其2006-2008的邏輯不一致。
台美經貿關係在過去五年期間，陷入牛肉、豬肉等問題支配雙方經貿合作議程的困境。TIFA架構重啟，而台美雙邊FTA的討論也讓位於台灣能否加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談判」的討論中。而以目前美國專注於完成12國TPP談判的狀況來看，除非台灣全力推動 ，否則台美經貿合作議程在短期內看不出會有新的發展。
結論
美國參與自由貿易協定是個後進國，在現在進行的TPP與TTIP前，所簽署的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其經貿規模並不是很大，因此是以戰略考量居很大成分。而美國也依然十分重視WTO等多邊經貿機制安排，特別是這些安排與美國在戰後主導的國際經貿秩序有關，因此更有維護這個體系持續順暢運行的意願。這使得美國在自由貿易協定上比其他他國，包括歐盟國家在內，有更多的考量與牽絆。
在自由貿易協定上，美國國會擁有憲法賦予的關稅決定與對外經貿事務的決策能力，因此國會監督能力是美國參與國際經貿談判的重要籌碼。美國的經驗是，當國會在過程中有充分的監督與知情能力時，談判結果被否決或延遲的機會就會降低，也因此增加談判代表在國際談判的決策能力並更受到信任。
在美台FTA議題上，這個由美方主動提議，基於國安戰略而提出的政策，但之後美國國安體系無人承接，以及經貿官員任由在台美商佔決策影響地位的狀況下，在沒有總體戰略的指導與推動時，淪為個別在台美商以此向台灣政府要價的狀況。固然現在美方對於台灣想要參與TPP談判表示歡迎，但也要等到目前12國TPP談判結束後，才能透過期待進入第二輪談判國來得到結果，因此台美經貿合作議程發展，在短期內還會是處於漂流狀態，被美牛、美豬的爭論所影響，支配了台美經貿的議題。
＊作者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台灣智庫副執行長（本文為《認識各國自由貿易協定（FTA）》之〈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政策─策略、過程與美台國FTA〉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