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那不是超過半世紀以前的歷史故事嗎？
轉型正義，這不是在台北高層政治舞台上演的批鬥戲碼？或學者專家在討論的高深論述？
畢業於台大歷史學系的王河洛與應元宜，設計桌遊「新生」，讓九○後的年輕學生回到過去，透過手中的角色牌走過偵訊、羈押等白恐情境，把白色恐怖、轉型正義怎麼從「概念」變成有感的真實存在。
今天換了一位新審問員，他態度親切給你倒了杯水，「我看完你的資料，其實應該是冤枉的。我以前也參加過地下組織，關了好幾年看不到爸爸媽媽，但我一決定配合，他們就讓我回到正常生活，可以孝順父母。」他遞給你一張紙，「你跟我合作，我會幫你跟長官疏通一下，讓你好好回家。」他語氣誠懇，「我告訴你什麼都是假的，好好活著、孝順才是真的。」
高中課本說不夠，研發教具輔助
王河洛在課堂上繼續念著學生抽到的紙牌：「同意者的罪證減一，再根據同意人數擲兩倍數量骰子，骰中對應數字的玩家，罪證加一；若無人配合當局，全體人員罪證加一。」他是一名高中老師，此刻卻彷彿情治機關人員，學生像是經歷軍法審判的政治犯。
「國民黨就很機掰啊！」王河洛表示，這是現在許多高中生一聽到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第一直覺。他又挑戰地問學生：「如果有人反駁你，你該怎麼辦？」一時無語。他們認同台灣的民主化與自由人權，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
王河洛畢業於台大歷史學系，他想起大學時期曾在系上教授陳翠蓮的課堂上讀過的《雙鄉記》，透過台大醫學院學生葉盛吉的書信與日記，真切地感受有異於高中歷史課本的台灣史，因此他希望有一套輔助的教具，讓高中生同理並思考。
二○一九年秋天，王河洛與同系的學妹應元宜恰好撞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不義遺址空間歷史推廣徵件企畫」，後來在密集的培訓過程中，受到遊戲設計師羅梅洛（Brenda Brathwite）的啟發，決定設計一套桌遊，「我們要講故事，人家不見得要聽，但如果說要玩一個桌遊，學生會很願意。」
那一天，王河洛帶著自己設計的桌遊進到教室，學生滿臉好奇與興奮，沒想到課堂結束後他們卻喪著臉離去。這套桌遊名為「新生」，每個玩家在短短四十分鐘內，進入一個新的人生；遊戲結束時有人苟活、有人判死，像是他們所扮演的「新生」。
跳脫單純觀影後的淺層情緒
一九五○年的台灣，政府將政治犯稱之為「新生」，粉飾太平地讓他們以為經過偵訊、羈押、服刑就可以獲得重生。七十年過去了，歷史盼來了轉型正義，王河洛、應元宜和學生們也是初認識白色恐怖的新生。
九○後出生的王河洛和應元宜直到參與這次計畫，才開始有系統地瞭解戒嚴體制；至於二十一世紀出生的青少年們，雖然透過《返校》電影或電玩初識白色恐怖，卻停留在淺層的情緒。在桌遊的規則中，他們透過抽牌、擲骰，回到過去。
「哇！我根本就是《返校》裡的老師嘛！」一位抽到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的學生在遊戲結束後驚呼，也有不少同學嘀咕這套桌遊根本就是電影《返校》的劇情。八個角色牌當中有男有女，囊括本省與外省，職業遍及校長、軍人、油漆工與家庭主婦等；他們或無辜冤枉，或真的加入地下組織。
遊戲是一套機制，骰子是運氣，紙牌是選擇互助與背叛的囚徒困境，然而「機制就是學習」。應元宜引用遊戲設計師羅梅洛的話指出，相較於書本或電影只是單向吸收，桌遊模擬了一套機制，讓學生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這套桌遊雖未普及，但已經有高中老師陸續尋求合作。
機制當中的每個環節都有意義。「接見日」不只是「會面十五分鐘」的簡單文字敘述，而是鉅細靡遺地提到：「……家人隔著玻璃窗看著你，有獄卒在旁監聽，玻璃窗上貼著『用國語交談』的標示。」除了文字，紙牌上的圖樣、戳印也都是經過嚴謹的考究，盡可能逼真。
一位學生在回饋單上寫到：「遊戲設計讓玩家在過程中很壓迫，感覺上雖然不敵真的被羈押的心情，但那種急迫感、百口莫辯的感覺很真實。而且某種層面來說，會讓玩家感同身受，進而去關注這個議題吧。」課堂結束後，不少學生持續追問王河洛：「老師，我的角色後來怎麼了？」
讓下一代接力記憶過去的惡
遊戲的終局有別於一般桌遊，勝利的條件並非個人存活，而是所有人都不需槍決或入監服刑。人生如戲，人生又不如戲，遊戲有勝敗，應元宜卻說：「若說國家體制是一場遊戲，當你出生、開始玩的時候，就不可能求得真正的勝利，除非推翻規則。」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得來不易。」王河洛、應元宜以及一代又一代逃不出國家體制的新生們，只好接力記憶過去的惡，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