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蔚然專欄:黑暗的人─新品種?

2014-06-04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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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隨機殺人事件讓社會陷入不安,各種討論盈庭,有沒有可能世間就有一種「黑暗的人」?(圖為遊戲英雄聯盟造型之一)

捷運隨機殺人事件讓社會陷入不安,各種討論盈庭,有沒有可能世間就有一種「黑暗的人」?(圖為遊戲英雄聯盟造型之一)

對於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我們隱約或強烈地負有連帶責任感,這很正常,不過倘若感覺罪惡,則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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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說得非常清楚:對於我們沒有積極參與其中的惡行而「感到有罪惡感,那只是隱喻的意思……隱喻性的陳述只會導致一種虛情假意,而把真正的問題給模糊了。」集體責任感則不同。「對於我們沒做的事情負有的這種間接責任,也就是,對於我們沒有直接犯下的罪,將後果攬到自己身上,讓自己承擔──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我們不是和自己生活而已,而是同其他人一起。」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的社會能從這件慘案提煉出什麼啟示?

兩記醒鐘

一九八四年,我父親於午覺中辭世,享年59歲,因此今年一月當我順利活過了六十足歲時,我鬆了一大口氣,以「頭過身就過」的心願大肆慶祝,吃了不少酒席,收到一些賀禮。當時以為往後的日子於欲望不大的心理建設下理應無風無波,感受到存在的沉穩與安靜的同時,卻也逐漸失去了鬥志,彷彿正參與一場已知比賽結果的重播:死神1,我0。正迷惑之際,3月18日帶來了我之前無可想像的學運,它宛如一份遲來的生日禮物,但更像一記醒鐘……接著,5月21日發生了捷運殺人事件。

我從昏沉的安逸中驚醒,但腦袋卻沒因此而清明。我不但迷惑,而且懼怕。

之後那幾天,我散步時觀看行人的眼神有點不一樣,而行人觀看我的眼神也不像以往。以前是冷漠,如今是戒備;以前是「誰怕誰」,如今是「我怕你。」

5月31日,和妻子走在敦化南路上,我告訴她以上的感覺,為了放鬆心情,還開了個玩笑:「今後看到雨傘都會有親切感。」妻子沒有笑,只說:「媒體不應大肆報導,不但增加兇手的知名度,還把社會搞得神經兮兮。」我犬儒地回道,「媒體不大肆報導就不是媒體了。」

以上對話才不過十分鐘之後,我們經過十字路口,再度踏上人行道,突然一名整顆頭顱被安全帽包住了大半的機車騎士,往我們這邊疾駛,急躁地嚷嚷不絕,我們一時聽不懂,他以為我是外國人,用英文重複一遍。原來,他說前方有人攜帶刀子,要我們不可往前。我們馬上止步,同時我往後看,瞧見台灣電視史上最資深的主播盛竹如先生正巧也往這邊走來,趕緊勸他暫時別動。所幸,警察隨即出現……整起事應該是誤會一場,真相如何我只能揣測,若說出揣測的內容恐怕對兩位當事人不公,就此打住。

事後回想,相較於前方遭指控的男子給我的純想像威脅,那名在人行道上橫衝直撞、心焦氣躁的騎士讓我不安的程度同樣巨大。

黑漆漆一片

遇到這種大事,我們不得不求助於媒體的報導,即便經驗告訴我們台灣的媒體只會使事情更加扭曲。有太多的速食解答和不負責任的臆測與牽拖,使我們不僅對於關心的「病徵」無進一步理解,還見證了連帶引發的「病徵」。(參考‎林瑋豐之〈犯罪者的標籤跟你一樣嗎?〉或〈風評:除了高分貝搶收視率 還能做什麼?〉)

我想,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天,我們對兇手本人仍舊毫無瞭解,對於他兇殘行為背後的動機亦無所知悉。既然不能一窺他的內在,也無從推理他的罪行,社會如何從中擷取教訓?一片漆黑之下,我們還當真無法往前推理而得到後見之明。因此,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他父母身上,不只基於義憤要他們道歉,而且企盼他們能夠提供何以至此的蛛絲馬跡。當他們保持沉默,不願或無法提供任何線索時,整個社會的療傷工程就此卡住了。

在此情況下,將此事「悲劇化」的呼籲,恐怕行不通:

「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書中的另外一段對媒體的期許,我相信這也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期許:我們『要把駭人聽聞的恐怖故事(毫無意義地描述令人不忍卒睹的事件),轉變為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悲劇」(從令人憎惡的事件當中形塑出一則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張鐵志:〈不要被恐懼綁架了我們〉

首先,至少截至目前,辦不到,除非我們胡亂添加毫無根據的想像:那是虛構,不是人生。再來,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悲劇」是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思維方式;問題是,兇手是黑暗的,不只是他那黑色的欲望,而是他那無法用理智之光照明的內在。

面對如此困境,悲劇的洗滌效果或昇華從何而來?因此,此時此刻,關於廢死與否的爭論令人厭煩;它不過是情緒化的借提發洩,除了顯露論爭者和我同樣的沮喪外,無他。

連殺人都覺得無聊

美國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代表作〈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描寫一個祖母和the Misfit(和社會格格不入的人)兩人之間看似巧合、卻猶如命定的遭遇。

祖母嘮嘮叨叨,說話不經思考,發表的言論全都源自僵化的偏見和瑣碎的存在。她的口頭禪是「好人難尋」,換成中文就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她自稱虔誠基督徒,卻從未真正想過信仰的意義。不時關注著服飾、頭髮的祖母,和燒烤店外那隻被拴在樹上、不時抓著身上蝨子的猴子沒有兩樣。

相較於祖母懵懂度日,殺人不眨眼的Misfit卻歷經一段探索:他待過唱詩班、當過軍人、在殯儀館當差、種過耕稼、看過一個男人被活活打死,或一個女人被人鞭打。最終,他放棄意義的探詢,對於耶穌基督採取不可知論的立場:既然未能親眼見證耶穌的聖蹟,他的善行並不確實存在,而他所代表的大愛也令人懷疑。既然天堂沒有保證,地獄也只是瞎說一場;行善,或作惡,對Misfit而言是同一回事,都毫無意義。在他對祖母開了三槍後,他淡淡的說,「殺人沒樂趣。」

捷運兇手或許就是這種連殺人都覺得無聊的喪心病狂,但他和Misfit有很大的差別。在他身上,我們找不到任何探索或掙扎的軌跡,連他受過何種肉體或精神的苦痛也一片空白。他無道德,不是反道德;他的疏離和一般所說的疏離有極大差距,而且不是程度上的差距,是類型。工業社會的疏離感是對於失去連結的嘆息,是對於連結理應存在而不存在的無奈。捷運兇手沒有這種失落感。

有人虛情假意,說他「感受不到愛所以殺人。」要是此人心中無愛、也不需要愛呢?我們的制式反應碰壁了。

新品種?

將小說虛構人物和世間活生生的人相提並論有點不倫不類,但這就是兇手給我的感覺:他不活生生,較像是這個世紀生產出來的虛擬人物。他不符合一般定義下的「人」,彷彿「僵屍」,而他是否代表台灣今後必須面對的新品種,我不敢確定。

當社會鼓勵濫情時,或許有某些人正朝著另一種極端默默移近。他們看穿了虛情假意的「愛」,卻也因而不幸地拒絕了其他形式的愛。他們無情無感,內心不知於何時已結成硬塊。已經有醫師提出「腦分泌失調」的診斷,但這無法解釋我們心中另一個疑問:為什麼是現在?

有沒有其他和時代關係密切的因素?例如,僵屍資本主義(zombie capitalism)所造成更嚴重的異化?又如,沉溺於虛擬世界所造成的恐怖後果?或者,當全球膜拜科技、當賈伯斯取代神的地位時,世界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質變?更別忘了,天候遽變,春秋兩季逐年縮短,動物的習性都改了,人類的基因怎麼可能保持不變……我開始胡言亂語了。

我似乎想通了什麼,又好像回到了迷惑的原點。只能說,日子照過,散步不可中斷。本文出於私心,乃自我治療的整理,若對任何人有所助益,幸甚。

*作者為台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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