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我們隱約或強烈地負有連帶責任感，這很正常，不過倘若感覺罪惡，則大可不必。
關於這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說得非常清楚：對於我們沒有積極參與其中的惡行而「感到有罪惡感，那只是隱喻的意思……隱喻性的陳述只會導致一種虛情假意，而把真正的問題給模糊了。」集體責任感則不同。「對於我們沒做的事情負有的這種間接責任，也就是，對於我們沒有直接犯下的罪，將後果攬到自己身上，讓自己承擔──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我們不是和自己生活而已，而是同其他人一起。」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的社會能從這件慘案提煉出什麼啟示？
兩記醒鐘
一九八四年，我父親於午覺中辭世，享年59歲，因此今年一月當我順利活過了六十足歲時，我鬆了一大口氣，以「頭過身就過」的心願大肆慶祝，吃了不少酒席，收到一些賀禮。當時以為往後的日子於欲望不大的心理建設下理應無風無波，感受到存在的沉穩與安靜的同時，卻也逐漸失去了鬥志，彷彿正參與一場已知比賽結果的重播：死神1，我0。正迷惑之際，3月18日帶來了我之前無可想像的學運，它宛如一份遲來的生日禮物，但更像一記醒鐘……接著，5月21日發生了捷運殺人事件。
我從昏沉的安逸中驚醒，但腦袋卻沒因此而清明。我不但迷惑，而且懼怕。
之後那幾天，我散步時觀看行人的眼神有點不一樣，而行人觀看我的眼神也不像以往。以前是冷漠，如今是戒備；以前是「誰怕誰」，如今是「我怕你。」
5月31日，和妻子走在敦化南路上，我告訴她以上的感覺，為了放鬆心情，還開了個玩笑：「今後看到雨傘都會有親切感。」妻子沒有笑，只說：「媒體不應大肆報導，不但增加兇手的知名度，還把社會搞得神經兮兮。」我犬儒地回道，「媒體不大肆報導就不是媒體了。」
以上對話才不過十分鐘之後，我們經過十字路口，再度踏上人行道，突然一名整顆頭顱被安全帽包住了大半的機車騎士，往我們這邊疾駛，急躁地嚷嚷不絕，我們一時聽不懂，他以為我是外國人，用英文重複一遍。原來，他說前方有人攜帶刀子，要我們不可往前。我們馬上止步，同時我往後看，瞧見台灣電視史上最資深的主播盛竹如先生正巧也往這邊走來，趕緊勸他暫時別動。所幸，警察隨即出現……整起事應該是誤會一場，真相如何我只能揣測，若說出揣測的內容恐怕對兩位當事人不公，就此打住。
事後回想，相較於前方遭指控的男子給我的純想像威脅，那名在人行道上橫衝直撞、心焦氣躁的騎士讓我不安的程度同樣巨大。
黑漆漆一片
遇到這種大事，我們不得不求助於媒體的報導，即便經驗告訴我們台灣的媒體只會使事情更加扭曲。有太多的速食解答和不負責任的臆測與牽拖，使我們不僅對於關心的「病徵」無進一步理解，還見證了連帶引發的「病徵」。（參考林瑋豐之〈犯罪者的標籤跟你一樣嗎？〉或〈風評：除了高分貝搶收視率 還能做什麼？〉）
我想，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天，我們對兇手本人仍舊毫無瞭解，對於他兇殘行為背後的動機亦無所知悉。既然不能一窺他的內在，也無從推理他的罪行，社會如何從中擷取教訓？一片漆黑之下，我們還當真無法往前推理而得到後見之明。因此，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他父母身上，不只基於義憤要他們道歉，而且企盼他們能夠提供何以至此的蛛絲馬跡。當他們保持沉默，不願或無法提供任何線索時，整個社會的療傷工程就此卡住了。
在此情況下，將此事「悲劇化」的呼籲，恐怕行不通：
「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書中的另外一段對媒體的期許，我相信這也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期許：我們『要把駭人聽聞的恐怖故事（毫無意義地描述令人不忍卒睹的事件），轉變為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悲劇」（從令人憎惡的事件當中形塑出一則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張鐵志：〈不要被恐懼綁架了我們〉）
首先，至少截至目前，辦不到，除非我們胡亂添加毫無根據的想像：那是虛構，不是人生。再來，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悲劇」是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思維方式；問題是，兇手是黑暗的，不只是他那黑色的欲望，而是他那無法用理智之光照明的內在。
面對如此困境，悲劇的洗滌效果或昇華從何而來？因此，此時此刻，關於廢死與否的爭論令人厭煩；它不過是情緒化的借提發洩，除了顯露論爭者和我同樣的沮喪外，無他。
連殺人都覺得無聊
美國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代表作〈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描寫一個祖母和the Misfit（和社會格格不入的人）兩人之間看似巧合、卻猶如命定的遭遇。
祖母嘮嘮叨叨，說話不經思考，發表的言論全都源自僵化的偏見和瑣碎的存在。她的口頭禪是「好人難尋」，換成中文就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她自稱虔誠基督徒，卻從未真正想過信仰的意義。不時關注著服飾、頭髮的祖母，和燒烤店外那隻被拴在樹上、不時抓著身上蝨子的猴子沒有兩樣。
相較於祖母懵懂度日，殺人不眨眼的Misfit卻歷經一段探索：他待過唱詩班、當過軍人、在殯儀館當差、種過耕稼、看過一個男人被活活打死，或一個女人被人鞭打。最終，他放棄意義的探詢，對於耶穌基督採取不可知論的立場：既然未能親眼見證耶穌的聖蹟，他的善行並不確實存在，而他所代表的大愛也令人懷疑。既然天堂沒有保證，地獄也只是瞎說一場；行善，或作惡，對Misfit而言是同一回事，都毫無意義。在他對祖母開了三槍後，他淡淡的說，「殺人沒樂趣。」
捷運兇手或許就是這種連殺人都覺得無聊的喪心病狂，但他和Misfit有很大的差別。在他身上，我們找不到任何探索或掙扎的軌跡，連他受過何種肉體或精神的苦痛也一片空白。他無道德，不是反道德；他的疏離和一般所說的疏離有極大差距，而且不是程度上的差距，是類型。工業社會的疏離感是對於失去連結的嘆息，是對於連結理應存在而不存在的無奈。捷運兇手沒有這種失落感。
有人虛情假意，說他「感受不到愛所以殺人。」要是此人心中無愛、也不需要愛呢？我們的制式反應碰壁了。
新品種？
將小說虛構人物和世間活生生的人相提並論有點不倫不類，但這就是兇手給我的感覺：他不活生生，較像是這個世紀生產出來的虛擬人物。他不符合一般定義下的「人」，彷彿「僵屍」，而他是否代表台灣今後必須面對的新品種，我不敢確定。
當社會鼓勵濫情時，或許有某些人正朝著另一種極端默默移近。他們看穿了虛情假意的「愛」，卻也因而不幸地拒絕了其他形式的愛。他們無情無感，內心不知於何時已結成硬塊。已經有醫師提出「腦分泌失調」的診斷，但這無法解釋我們心中另一個疑問：為什麼是現在？
有沒有其他和時代關係密切的因素？例如，僵屍資本主義（zombie capitalism）所造成更嚴重的異化？又如，沉溺於虛擬世界所造成的恐怖後果？或者，當全球膜拜科技、當賈伯斯取代神的地位時，世界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質變？更別忘了，天候遽變，春秋兩季逐年縮短，動物的習性都改了，人類的基因怎麼可能保持不變……我開始胡言亂語了。
我似乎想通了什麼，又好像回到了迷惑的原點。只能說，日子照過，散步不可中斷。本文出於私心，乃自我治療的整理，若對任何人有所助益，幸甚。
＊作者為台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