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技術進步所賜，我們獨自一人時，只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也能保持足量的自信。這自信拿來做什麼用？三十年前，想要發動一樁公共討論，你必須依靠一些組織的推動，以一份或一批權威媒體為載體，至少花上十天半個月來收集聲音，主題也多是「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之類，帶點舞台腔。但現在，「廣場舞大媽」一夜之間就成了熱門話題。廣場舞並非始於今日，有錄音機的時代就有跳廣場舞的，但是，它之所以現在知名，並或多或少被視為某種「公害」，以及大眾喜歡依從於集體的經典案例，是因為不跳廣場舞的人用冷眼旁觀的姿態，利用互聯網通訊工具傳播了自己的描述和評論，進而邀集了更多的同主題話語，讓「廣場舞」三個字持續發酵——這些工作恐怕都是年輕人完成的。
4月初我去北京訪問年近八旬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義研究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凸著肚子，趿著涼鞋，滿頭滿臉都是老年人的疲倦。他有幾句話讓我記憶深刻，他說，從沒有一個時代，老人像現在這樣缺少地位：「我們所處的時代成了歷史上一個罕見的時期，年輕人知道自己比年長的人懂得多得多。過去，只有19世紀民族主義者起來的時候才有過類似的情況，那些民族主義者都很年輕，他們，當然了，也沒有電視可看，也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們就是認為自己在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而常規情況下，多少個世紀以來，父輩總是騎在兒女的頭上的。現在你可以用電腦，互聯網……」他攤開兩手，沒再說下去：你懂的。
【四】
5月20日，有幾個朋友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諷刺那些扎堆領婚證、扎堆表白、扎堆談婚論嫁的人。要在過去我便附議了，這次沒吱聲，因為我想到了自己的優越感。
能寫幾行字的人，喜歡給別人，不同於自己的人劃群分類，然後想像他們彼此之間互相需要，所以都是沒有獨立性的庸人，要靠與他人同做一件事來確認自己的價值。當你站在外邊看裡邊，很容易覺得那是一群烏合之眾——和古斯塔夫‧勒龐那本書《Crowd》的中文通譯名一樣。
我跟很多認識的人提過，勒龐是個沒多大價值的學者。他的某些個人經歷使他恐懼群體，所以他覺得人群極易轉化成暴民，高智商被拉低，低智商變畜牲。由於中國人對集體暴力的記憶太深，勒龐和那個貶義色彩的書名特別對我們的胃口，但是，所有群體心理學的研究著作，都無一例外地堆積了大量零散的、關於人群的負面描寫，研究者都會落入類似的窠臼——因為現場採樣太困難，幾乎不可能。理論家只好：1、求助於對自己論點有用的個案和心理實驗；2、求助於群體事件當事人的口述，而那些口述無論是豪邁的、興奮的還是憤怒的、傷心的，都能給群體的非理性和易操縱性提供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