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接受媒體專訪，指人民仍以威權時代心態看現在民選政府，「一味反抗」。她認為，若318學運及核四封存種種問題都靠街頭解決，「那是一個可怕的未來」。對於越南排華暴動，民間把箭頭指向政府，而非檢討越南，她認為這種永遠批評政府、不信任政府的社會氛圍，「不是政府的危機，而是台灣根本的危機」。很顯然，龍應台認為人民已站在政府對立面，「政府」與「民間」呈現二元對立，而其責任不在政府，是民間「心底未徹底解嚴」。
龍應台的憂心和批評都是一種慣性思維。如同大多數藍營支持者仍把318學運及核四禁食視為「藍綠對立」，她的「民間與政府對立」也是站在統治者立場講話，不承認或根本不了解這不是藍綠對立，而是公民運動，是公民覺醒、公民社會成熟必經的歷程或陣痛。她的誤解，讓人想到法國大革命一段著名對話，路易十六問近臣：「這是一埸叛亂嗎？」對方答：「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革命與叛亂之不同，猶如公民運動與群眾運動之不同！
公民運動的原因恰恰不在「民間心底未徹底解嚴」，而是政府高層還停留在威權心態（與龍應台批評的剛好相反），用黨國思維及黨國方式處理事情，黑箱、獨斷、目無人民。必須到政府認清黨國體制（以黨領政）及黨國思維（黨主席說了算、黨紀高於法律）已不適於公民社會，而是臣民社會（威權時代及戒嚴時代）遺習，承認公民運動不是「一味反抗」，而是「收回公民應有的決策權」（對政府的內政決策及外交表現忍無可忍，對政府領導人的一意孤行及「私爾忘公」不再姑息），以直接民主（無法公投，只好訴諸街頭）彌補台灣代議民主的重大缺失，公民與政府的對抗才會結束，「主權在民」真諦才會落實，「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一當官就忘了自己過去的理想及初衷）的可悲故事也才不會一再重演。
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就是政治學上「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而該二元結構的奠基者正是洛克，他把國家視為社會為達成某些目的而形成的契約結果，其中社會具有獨立於國家的生命及身分，國家的生命及權力則是社會所賦予，國家的存在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維護人的生命、財產等天賦權利。因此，一切政府就其權力而言，皆受制於社會，是「社會高於國家」。
洛克以上理論，適足以破解龍應台「國家高於社會」的迷思；尤其若以為「政府是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人民就該服從政府」，那更是一種加上選票偽裝的變相國家主義。不要忘了，希特勒也是選票選出來的！而黑格爾和洛克唱反調的另一套「國家高於社會」理論，也早已因無限誇大國家功能及神聖性而破產、而為德國帶來國家冒險主義大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徳國挑起！
不止於此，德國偏於臣民文化的傳統也有別於英美的公民文化，艾爾蒙在其經典名著《公民文化》中指述甚詳。中國人及過去台灣人已嫌臣民文化太多，公民文化太少，曾經久居德國的龍應台切莫再拿德國政治文化中的「服從性」例子來要求台灣媒體及人民！
龍應台誤解了公民社會。那什麼是公民社會？達倫道夫最早解答這問題：社會成員公民身分充分實現的社會就是公民社會（不同於「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自願的、民主的聯合，不受政黨或國家操控，行動是講理的、寬容的、非暴力的，注重公民權利、公共參與。他特別強調公民意識，將之與各種公民美德連貫起來，如自信、自動自發、正直，最重要的是公民自主意識。有獨立自主意識的公民不是要求別人做什麼，而是自己在公共事務上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這樣的公民社會一點也不危險。318學運及核四禁食正像這樣，不論佔領立院的學生或林義雄的禁食，大家都看到了「令人感動」的畫面。同時反黑箱服貿及反核四，也都建基於七成以上的民意支持，遠非龍應台所擔心的「一個可怕的未來」或「台灣根本的危機」。兩種運動都讓人想到馬基維利《李維史論》永不磨滅的共和主義理想：「自由人民的對抗及要求很少危害到大家自由，如果他們錯了，糾正的手段還是公共集會，優秀者的真知灼見足以讓他們意識到錯誤。」「自由更可靠的監護者是平民，而非貴族（統治者），因為前者只希望不被壓迫，更希望活在自由中。因此把監護自由的權力托付在人民手中，會更好好照管、更能防止別人（主要是統治者）侵奪。」
共和主義的理想更接近公民社會的理想。希特的《什麼是公民》一書指出：「共和主義從共同體角度定義公民，把公民當作參與公共討論和集體決策、超越私利而追求公益等公民自由的具體體現：公民即自由。」從去年反核四大遊行到今年318學運、林義雄禁食，大家都看到了這種公民意識及公民身分的體現，不只公民偉大，「自己國家自己救」，政府的回應也差強人意，願意從善如流，及時解決問題。
龍應台的訪問談話極度保守。如果她只是一個作家，她不合時宜、不符事實的談話也就算了。但她現在是文化部長，而且是首任部長，具有「啓後」的示範甚至垂範作用，這種言論有害台灣公民文化發展，對台灣仍在成長中（而非西方已成熟）的民主不利，必須公開提出檢討。法國的文化部長不少是作家，地位崇隆，受到首部級禮遇，龍應台應該見賢思齊，別像馬英九一樣，把自己做小了！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