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站上天安門，霸氣十足、權力無邊。毛澤東認為中共在中國勝利後，就要向全世界推動革命，因此在1950和196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執行的是一種革命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是延續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的反美政策，它在朝鮮半島、中南半島、西藏和臺灣海峽的行動，都是推行這種革命外交的結果。
1949年3月，中共首次公開聲明「一定會解放臺灣」。7月25日，毛澤東正式請求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幫助解放軍攻打臺灣，要求史達林給他280架飛機和訓練1000名飛行員。可是，史達林對毛極不信任，猜疑毛澤東會是另一個南斯拉夫鐵托，因此對毛軍事援助的要求並不熱心。但史達林卻要毛澤東擔負起指導亞洲革命的任務，利用毛的影響力在朝鮮、越南和馬來亞等國家鼓勵革命，對此毛澤東欣然從命。
為了討好史達林，毛澤東在1949年8月公開宣告反美親蘇的「一面倒」政策，表示中國將採納與蘇聯相同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同時也堅決加入蘇聯陣營，不向鐵托學習。在還沒有獲得蘇聯的援助下，毛仍決意主動攻擊，1949年10月24日深夜，解放軍乘坐漁船進攻金門，結果遭國軍反擊，全部9000解放軍慘遭殲滅，臺灣稱為「古寧頭大捷」。事後毛澤東總結教訓，認為要攻打臺灣就絕不能缺少海軍和空軍優勢，他決定用一年時間，組織海空軍和50萬渡海大軍，預計於1950年秋天攻佔臺灣。1949年12月中，毛澤東匆匆趕到莫斯科向史達林表態效忠和親自請求援助。
而在外交政策上，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它會「另起爐灶」。新中國將「打掃乾淨房子，再邀請賓客」，中國在和英美建立外交關係之前，將先掃除帝國主義影響。事實上，毛澤東想推遲和英美建立外交關係。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第一次和史達林會面就說：「有些國家，尤其是英國，非常急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我們不急於受人承認。」因為「我們需要時間解決國內的秩序、鞏固我們的地位，然後我們才能談判外交關係的問題。」
1950年1月17日，毛澤東又告訴蘇聯第一副總理莫洛托夫：「我們會推遲美國承認的時間。」因為美國愈晚在中國取得合法權利，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愈有好處。直到1958年6月16日，毛澤東還說「我們不應該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我們應該關上門，靠自己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對聯合國會籍也持同樣態度，事實上，他反對太早進入聯合國。由以上看來，問題的根源不在臺灣，而是毛澤東刻意敵視美國、推行反美政策。只要中國要把美國勢力趕出東亞，美國人對北京的態度似乎必定日益嚴苛。毛澤東在國內不斷搞「運動」和「大躍進」，靠的就是外在危機刺激才能使國內的運動轟轟烈烈，就算沒出現外在敵人，他也得設法製造出個敵人。
1949年中至1950年中，美國內部對中國政策發生激烈辯論。由於中國內戰發展快速，美國採取「等候塵埃落定」政策，靜觀其變。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問題白皮書」，國務卿艾奇遜公開宣稱美國對中國局勢將「袖手旁觀」。杜魯門政府深怕受國民黨牽連，陷入它和中共之間的內戰，因此決心放棄蔣介石這個盟友。稍早的1949年4月、解放軍攻佔南京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堅持留在南京，與中共代表黃華秘密接觸了幾個月，商談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宜，後被艾奇遜提前召回。在司徒雷登被迫離開中國時，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說司徒雷燈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極盡諷刺。1949年，美國駐瀋陽領事沃德和他的工作人員被人民解放軍軟禁了將近一年，該年6月，中共控告美國瀋陽領事館為間諜總部；11月24日，中國指控沃德和他的工作人員煽動騷亂，審判後下令驅逐。1950年2月，中國趕走了所有美國駐華領事。雖然美國不斷被中共激怒，但杜魯門政府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因為它仍然在尋找機會與中國建立正常的關係。
毛澤東於1949年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目的是與蘇聯結成正式軍事同盟。當毛澤東正式提起同盟時，史達林表示蘇聯與中華民國在1945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夠了。史達林聲稱蘇聯的立場是避免給予「美國和英國法律理由提出修訂(雅爾達協議)的問題。」會後，史達林把毛澤東冷落在一邊，好幾個星期不見他。
蘇聯對毛澤東冷漠以對，美國卻在此時伸手救援毛澤東。杜魯門於1949年12月30日簽署國家安全會議48之2號檔，其結論是：「福爾摩沙的戰略重要性不值得公然的軍事行動」。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了「關於臺灣問題的聲明」，重申美國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要求所有國家避免在中國領土內獲得勢力範圍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權，或謀求特權，並稱上述原則「在目前局勢下對臺灣特別適用」。他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關於臺灣歸還中國的聲明，並說美國尊重中華民國對該島行政管理已經四年，美國對臺將採取「三無二不」政策，即1. 美國對臺灣沒有掠奪性的意圖，2. 美國目前無意在臺灣獲取特權或建立基地，3. 美國亦無意使用武裝力量干預現在局勢；4. 美國政府將不對在臺灣的國軍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上的意見。
這是美國表明不干涉臺灣問題的一項最明確的表示。艾奇遜又進一步試圖引誘毛澤東，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發表演講，提出全新的亞洲政策。他說蔣介石現在是「率領殘部守在中國外海小島的難民」。關於臺灣的法律地位問題，艾奇遜認為，「中國人已經行政管理福爾摩沙四年。美國或其他任何盟國都不曾質疑這項權威及這項佔領。」艾奇遜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型態為基礎，鋪陳美中新關係的前景：「我們必須採取我們一向的立場，任何人侵犯中國領土的完整，就是中國的敵人，它的行為違反美國本身利益。」
史達林在莫斯科讀了杜魯門的聲明和艾奇遜的演講後，派莫洛托夫去見毛澤東，警告他要提防艾奇遜「誹謗」。同時，史達林改變先前對毛冷淡的態度，邀請周恩來於1950年1月20日趕到莫斯科，談判同盟條約的細節。經過一番周折，史達林和毛澤東於2月14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儘管美國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釋出善意，毛澤東仍堅持「一面倒」，利用美國遞出的橄欖枝，得到他所要、而史達林力圖避免的東西。
在韓戰爆發之前，杜魯門政府仍然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1950年1月10日，英國承認中國才沒幾天，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就提議將中華民國趕出聯合國。表面上，美國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支持它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但美國不肯在安全理事會行使否決權，以封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美國宣稱尊重聯合國多數表決結果。事實上，1950年年初，中國升級反美行動，於1月14日接管美國在北京的軍事營區財產，並驅逐所有美國公民離開中國。不過，就在韓戰爆發的前一天，艾奇遜還公開告訴一位記者，美國「不插手臺灣」。當時，美國軍方估計解放軍會在7月渡海攻臺，所以美國駐臺領事館已在準備撤僑。
1950年春天，莫斯科和北京的同盟更加親密。1950年初，朝共領導人金日成試圖說服史達林和毛澤東兩人默許他入侵南韓，說他28天內能佔領全部南韓。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史達林問起他對金日成南侵的意見，毛澤東分析，美國介入的風險極高，他認為征服南韓的任何計畫都應該等到中國征服臺灣之後再實施。史達林同意他的觀點，因此駁回了金日成的要求。當時史達林和毛澤東都認為，美國不會干涉中國內戰，而國軍很容易被統戰，所以中國應該先軍事征服臺灣，徹底消滅國民黨。
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到北京後，在福建浙江集結大軍，準備渡海大規模進攻臺灣。可是，1950年4月，史達林突然改變主意，同意金日成在中國成功佔領臺灣之前就先入侵南韓。史達林告訴金日成說：「現在中國已經和蘇聯簽訂同盟條約，美國人會更遲疑在亞洲挑戰共產黨人。根據來自美國的情報，的確是如此。目前的氣氛是不介入。」
很顯然，史達林改變主意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透過間諜網，取得美國國家安全會議48之2號檔，美國國安會這份文件明白將臺灣和韓國劃在美國防衛周邊之外。史達林要金日成立刻到北京爭取毛澤東的贊同，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見了毛澤東，向他轉述史達林同意他先南侵，並要求毛澤東支持。毛澤東大吃一驚，命令周恩來拍電報到莫斯科，要求史達林本人「親自澄清」。史達林回電說請毛決定，把責任推回給毛澤東。
毛澤東比史達林更擔心美國終究會派兵進入韓國，把戰爭延伸到中國，但毛澤東試圖向多疑的史達林證明他是亞洲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他不願在國際主義上示弱、被責怪壓抑鄰國革命的完成，因此，毛澤東無法堅持先征服臺灣、再允許金日成入侵南韓，他只能祝福金日成。毛澤東盤算只有贏得史達林信任，才可以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攻打臺灣。不論毛的動機如何，這是代價慘重的誤判，由於韓戰，毛澤東永遠失去征服臺灣的機會。如果毛澤東堅持他原先的判斷，先佔領臺灣，他不會與美國兵戎相見，因此，也就不會有拖延至今的中華民國。可以說，毛澤東同意金日成先入侵南韓，自己製造出「兩個中國」。
韓戰導致美國東亞政策的轉折。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當晚，杜魯門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韓國局勢。艾奇遜建議總統下令派海軍和空軍干涉，並將第七艦隊駛向臺灣海峽以防止中共從大陸進攻臺灣，也阻止國民黨從臺灣進攻大陸。他還說，臺灣地位應由聯合國決定。艾奇遜的意見得到了杜魯門及軍方支持。杜魯門補充了一句話：臺灣地位也可能由對日和約決定。於是，6月27日，杜魯門發表聲明，提出所謂「臺海中立化政策」和「臺灣地位未定論」，修改了他自己同年1月5日發表的關於尊重中華民國對臺灣行政管理的聲明。
中國和美國因為錯誤解讀對方的戰略目標而強化彼此猜疑，美國沒有料到北朝鮮會南侵；中國沒料到美國會如此強烈反應。每一方因本身的行動增強對方的誤解。1950年8月下旬，毛澤東經過長久思考，決定先發制人介入韓戰，推遲攻打臺灣。毛澤東的戰略是防禦尚未出現的危險，他把原本準備進攻臺灣的部隊調到朝鮮半島。對他來講，這是發動軍事突襲的機會，也是證明他是國際共運領導人的機會。另一方面，蘇聯也希望中國能介入韓戰，1950年10月1日，史達林要求中國介入韓戰，他保證，美國若是針對北京介入而攻打中國，蘇聯會提供軍事援助。這兩人都在利用彼此的需要和不安全感，毛澤東成功取得蘇聯的軍事供應，將解放軍現代化，史達林則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向與美國交戰，故意不參加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而讓美國組織聯合國軍介入韓戰。
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半島以後，印度、英國等聯合國成員國就開始醞釀停火談判，英國主要與美國磋商，而印度則重點與中國聯繫。1951年1月13日，由於聯合國部隊在韓戰失利，英、美兩國都支持一項聯合國停火決議案，其內容為立即停火、再展開談判；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朝鮮半島、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對臺灣問題及中國代表權的討論，與之前周恩來提出的要求幾乎完全符合。事實上這是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讓步，可是毛澤東想要實現全面軍事勝利，拒絕上述停火建議，因而錯失中美全面和談的機會。1月17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明確表示不同意該建議「先停戰後談判」原則，因為這「只是為美國軍隊取得喘息時間」。中國拒絕聯合國議案的真正原因是毛澤東得意忘形，以為可以徹底把美軍趕出朝鮮半島。於是，杜魯門政府改變戰術，反過來力促聯合國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中美關係的僵局完全是毛澤東搞出來的，唯有毛澤東才能解決它。
1953年7月27日，韓戰停火協議簽字，交戰雙方基本上沿著戰前的北緯三十八度線畫界停火。就美國而言，它不讓北朝鮮侵略者得逞，也維護了美國保衛盟國的信譽，但是代價不菲。就中國而言，毛澤東藉由展現力抗美國的意志，替中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贏得領導地位，他也成功地運用這場戰爭從蘇聯贏得援助，建立了海軍和空軍，但卻錯失了渡海的機會。 蔣介石意外地被韓戰救了，韓戰提供中華民國在臺灣立足機會，整個1950和1960年代，在美國第七艦隊的保護下，國民黨增強對臺灣的控制，同時取得美國的軍事援助，重整軍力。毛澤東在無心之下的錯誤外交路線和政策導致了「兩個中國」的長期共存。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公開拒絕拯救臺灣。一個星期之後，艾奇遜把臺灣和南韓都排除在美國的「防禦周邊」之外。1月6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旋即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的代表權。凡此種種都是向毛澤東發出訊息，表示西方同盟願意放棄中華民國這個盟友。因此，如果毛澤東在1950年夏天向莫斯科和平壤的共產黨夥伴堅持要先征服臺灣，臺灣可能早就像海南島一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省份。但因為毛澤東不斷地錯誤決策，他推動革命外交和共產國際主義，把中美關係凍結在敵對狀態達二十年之久。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