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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中物語:誰說社會學家只會搞革命

2014-05-10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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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參與者其實涵蓋不同的系所,但外界總認為社會學界是參與最深的。(圖為學運時期召開的人民議會,余志偉攝)

318學運參與者其實涵蓋不同的系所,但外界總認為社會學界是參與最深的。(圖為學運時期召開的人民議會,余志偉攝)

電影《Z》講得是希臘軍事政權暗殺左翼國會議員、但正直的檢察官及記者盡責調查真相的故事,電影中那位一號表情但窮追不捨的檢察官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最難忘的還有,軍方反動勢力最後反撲,又禁止了一系列事物,一長串名單中,「社會學」赫然在列。

所以,當國民黨立委蘇清泉日前在立法院質詢,在批評學運後脫口而出說,「社會系、社會學研究所都在研究什麼」時,也許,他和希臘軍頭有同樣的誤解,認為社會學和社會主義是同一件事,甚或社會學就是激進的革命之學。

這顯然是一大誤解,而且,無論喜不喜歡社會學這門學科的人,可能都有同樣的誤解。

事實上,社會學宗師級的韋伯不論在學術或政治立場上,都不欣賞馬克思或社會主義,他的著名演說〈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就是批評1918年德國左派在慕尼黑成立蘇維埃政府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他的批評如此嚴厲,「如果信念政治家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而舉起標語:『世界蠢笨無恥,我則不然;該對結果負責的不是我,而是別人----』,那麼,我就要坦白地問:站在這種信念倫理背後的那個內在比重的尺度是什麼,我十次有九次碰到的都是空心大佬棺,他們不把手上有的當回事,卻陶醉在浪漫的情感之中。」

他談到政治家必須有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三種人格特質時,還說「我所謂的熱情,和我已故朋友齊默稱為『沒有結果的亢奮』那種心態,是兩回事。後面這種心態,是某一類知識分子的特色;而在今天,在這場被傲稱為『革命』的狂歡中,這個心態對我們的知識份子,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即使痛批左派人士空有「亢奮的熱情」,如果韋伯活在當代,他會如何看待台灣這段時間的「革命」風潮,我真的不敢論斷;但是不論左右,韋伯值得尊敬之處仍在知識分子風範,中研院研究員錢永祥曾在〈韋伯與盧卡奇─消散在時代風暴中的友誼〉,談到這一段理念相左卻仍然動人的友誼。

1970年代當盧卡奇被問到韋伯如果不是早已去逝,後來是否會和許多同僚一樣,和納粹妥協?

盧卡奇的答案是「絕對不會」,因為韋伯是絕對誠實的人,他談到有一次某德國大學有一個教授職位出缺,請韋伯推薦人選,回信中韋伯列了三個名字,並指出「這三個人都非常優秀,但你們不會選中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位,因為他們都是猶太人。所以我再附上三個名字,這三個人每一位都比不上前面三個,不過你們一定會選用這三位中間的一位,因為這三位都不是猶太人。」

無獨有偶的,另一位社會學大師涂爾幹也有同樣的風範,法國在1894年發生軍方刻意誣陷猶太軍官德雷福斯事件,此一事件讓法國知識分子分裂,作家左拉寫了一封「我控訢」信給法國總統,而涂爾幹正是聲援德雷福斯的知識分子之一。

後代社會學家常為涂爾幹究竟是不是代表保守勢力而爭論不已,但對我這樣社會學的後學,仍然不能忘懷的是讀到這段歷史的內心顫動,「知識分子當如是也」。

當然,另一位右派的社會學大家就是離當代較近的法國的雷蒙.阿宏,他介紹馬克思的社會學理論,是許多學子必讀的,但他的學術兼報人生涯,卻是和左派、尤其是左派的知識分子的論戰生涯;在法國68年的5月學運時,他是少數出面批判學生的,一度成為扺抗五月運動風潮的「英雄」,但在學生心目中,阿宏是不折不扣的「反動」分子,學生們要讀他的作品,「要做一些提防性的準備工作」。

幸運的是,歷史對阿宏是友善的。在1975年代,蘇聯政權已跡近破產,就阿宏當年和左派知識分子的論戰而言,阿宏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部分年輕的知識分子才又開始重尋阿宏的思想。《雷蒙.阿宏:入戲的觀眾》一書,就是阿宏與68學運世代的對話。

318學運確實是台灣近年來少數的定義性事件,我的同事呂紹煒寫了經濟學界的困擾,還沒有人寫的就是法學界,顯然也有一番知識的典範轉移,這都是值得好好花力氣研究的。

至於社會學,雖然近來忽然引人側目,但這是個永恆的誤會,就像我20幾年前誤入歧途轉系,以為可以將搞革命的學問一網打盡。當然並非如此,然而,這還是個美好的誤會,就如當代社會學大師紀登斯所說的,「社會學者,別失望,你們仍有一個世界可以去贏取,或至少有一個世界可以讓你們去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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