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嚴選:昨天的日本,眼下的中國

2014-05-04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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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核災兩週年時,日本民眾上街頭。(取自騰訊大家網)

日本福島核災兩週年時,日本民眾上街頭。(取自騰訊大家網)

【關於核電:那些我們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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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華人社會,任何重大議題都難以被孤立看待。當林義雄以禁食的方式訴求停建核能四廠成為牽繫臺灣朝野的頭等大事時,對岸對這舉動背後的脈絡卻相當陌生。臺灣人反核,和臺灣以外的人有關嗎?我於是想到了兩件事。

第一件,和香港有關。

上個月是福島核災三周年,香港有民間反核團體再度呼籲市民警醒,按照目前香港的食物輻射標準,每公斤含1000貝可(Bq)的高輻射食物(每秒可釋放1000次輻射)也被允許進口,對比一下臺灣的上限標準是370貝可,而日本本土只有100貝可。即是說作為日本的最大食品出口目的地,日本國內輻射超標的食物,出口到香港卻符合「食物安全水準」。這真是「細思恐極」。

第二件,其實是個能源發展公式:1+1>2——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醞釀與「國家核電」合併重組。

前者要完成戰略轉型,後者規模本來偏小,珠聯璧合對大家都好。從更深層的能源結構而言,始於十年前的煤電聯動機制如今左右為難,而中國的常規能源2045年就會消耗殆盡,煤電發展空間也越來越小,這還沒計算煤電鏈的外部成本裡所涉及的環境影響。而發展核電鏈,看起來大有前景又現實可行。

主流論述中的核電是一種清潔能源:大陸普遍認為發展核電是基於電力消費剛性需求和碳減排目標的必然。而在香港,核電議題的討論直接和電費掛鉤。業界傳遞的是核電「潔淨、便宜、安全」,中學地理和通識課講到核電課題時,會告訴學生核能﹂高效、潔淨、零排放」。

真的全然如此?讓我們回到文初的臺灣。

核安全是個古老命題,而今天臺灣高達七成民意支持廢核,最直接原因是福島的衝擊,臺灣和日本的地震發生率高於全世界平均值30倍,前車之鑒讓臺灣人真的害怕了。其實早在1986年車諾比核災後,反核活動已經在臺灣展開。「核四」在民進黨上臺後曾一度被叫停。而建廠工程中所累積下的違規、事故、與貪污弊案,近幾年也被接連爆出。2012年「核四」的設備採購貪污涉弊時,台電聲稱只是操守瑕疵,核電廠本身安全無虞——可惜臺灣民眾並不這麼看。

福島事故本來就已徹底顛覆了人們的核安全觀念,日本民族嚴謹至此,在災難面前都束手無策,更何況還沒投產就紕漏叢生的「核四」?

去年,日本前首相菅直人訪問臺灣時坦言,核災發生前,他也曾天真地以為日本的高端技術足以應對核廠所發生的事故。但事實證明,核電風險,人類根本無法承擔。從核電技術出現以來,平均每20年就發生一次重大核災。

菅直人說:「不想重蹈覆轍,只能核電歸零。」

(圖注:《日本的車諾比:被遺棄的福島》組圖之一:時隔兩年,三原雄三與妻子優子身穿隔離服重回浪江町,在空無一人的街道。圖片來源央視網)

【萬劫不復始於「薔薇色黎明」】


核電的發展史,一路都由經濟利益推動。深受過核武傷害的日本,就是個最諷刺例子。

菅直人曾說過:核電最早是為核武而生,建反應爐是為了研發核彈,所以核電並不是最好的發電方式。艾森豪在上世紀50年代發表了「核能和平使用」演說,世界核電史從美國利用核能發電正式展開。而日本當時剛經歷原爆不久談核色變,美國就想把「和平利用核能」引入日本作為對日的一種「心理戰略」。

NHK在1994年放映的紀錄片裡,描繪了當年懷有很高政治野心但因被判為甲級戰犯只能離開政府、轉而做起《讀賣新聞》老闆的正力松太郎怎樣協力美國CIA在日本宣傳「核能正常化」的歷史。美國「和平原子能使節團」1955年到訪日本,正力在他的報章和電視上大力宣傳,其後更通過聲勢浩大的核技術巡展、宣講、書刊和影片,幫助美國沖淡日本民眾恐核憤核的情緒,轉而建立起一種核能將使「人類從自然制約中獲得解放」的觀念。就連廣島廢核運動中的重要知識份子今崛誠二都認為核能時代即將迎來「明光包裹著的薔薇色黎明」。

「薔薇色黎明」實際上是被「經濟利益」所包裹。1963年開始,民用核電在日本投入使用,「發展核能」在這個一直恐慌于資源極度匱乏的國家被看成是一條別無選擇的出路,更很快成為國策。對福島這種偏遠地方來說,建核電廠帶來的經濟效益具有不可抵擋的吸引力,福島第一核電廠就是在當時日本國內這種「和平利用核能」的大背景下開始動工。

車諾比與福島核災前後相隔25年,卻都先後證明了核災的發生總是伴隨著「隱瞞真相粉飾太平」。福島出事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策略都是先隱瞞民眾、瞞不住再一一出來反駁。日本官方數據稱輻射並未引起重大災難,但實際到目前為止,完成體檢的福島兒童中,74個已經確診或疑似患上甲狀腺癌,高出日本全國平均值幾十倍。

主流媒體則聯同政府,一起淡化核災對日本國民的後續傷害,引導整個社會自我麻痹。去年底,有日本傳媒揭出核災發生後,福島政府和福島縣立醫科大學分別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簽下協議,規定任何一方都可以為了「防止居民進一步恐慌」,保密輻射量度資訊和致癌資料。但就算那些隱性的、遠期的輻射傷害能被暫時掩蓋,高濃度放射性污水不停洩漏,卻根本沒法像安倍所說的那樣被「完全封鎖」。直到今年2月,又有100噸污水流出——同類新聞在過去三年裡不斷重複。

大量放射性物質被釋入日本周邊海域,而對香港來說,最切身的疑慮是那些在日本本土不能通過「食安水準檢測」的海產、農產品和茶葉,卻正在完全合法地被運來香港,再被市民吃下去。吃進體內的輻射看不見摸不到,細胞受損變形後也沒有即時影響,非要等到多年後致癌效應顯現了再去正視,不是太短視嗎?

難道只有發生了的悲劇才能夠被我們所注視?這其實是臺灣展現出強烈的「反核」意願後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香港距離核災有多遠?】

近來香港最受關注的本土電影是《那夜淩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而它所改編的同名原著,是我個人認為高登文學(本土網路小說)中最有想像力的一部。《紅van》的好,在於它科幻式的「預見」具有某種反省能力。整個故事建立在2019年深圳大亞灣發生核爆這科幻基礎上,將先時空推向未來日本,再拉回眼下香港——福島讓作者受到啟發,回過頭思及本土,所以這樣的文字有所承擔。

雖是科幻,卻觸及到了香港在核問題上的隱憂:一旦大亞灣發生核慘劇,香港就是第二個車諾比。拋開不談核災這種極端事故,邁入老化的大亞灣核電廠將延役20年,繼續供應核電給香港,日常排放的核輻射量也在隨之增多。而大亞灣核電基地所包含的大亞灣和嶺澳兩座核電廠反應爐相連,不出事當然好,但假如——假如一旦出事,福島多個機組的連環爆炸就是驚心動魄參照。

事實上,香港的核安全隱患和整個廣東沿海地區的核電發展緊密相聯,命運也與廣東捆綁在一起。2010年,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專家曾提出在廣東沿海建立20座核電站的目標,廣東發改委主任也曾預計到2020年時,廣東的核電比重將占到總發電量五分之一。但這遍地開花的大規模核電建廠裡,卻有諸多潛在安全疑點值得推敲。

目前爭議最大的,是去年已完工但尚未啟動的臺山新式核電廠(EPR)。這種使用全數碼控制系統的壓水式反應爐在歐洲仍存在安全標準上的爭議,芬蘭和法國尚未投產,英國尚未批准興建。如果臺山核電廠投產,就是全世界第一間EPR,技術上出現任何問題都沒有參照物件。而它的地理方位,距離香港國際機場只有100公里……假如,還是假如——你說,港人會不會怕?

而上個月已投入商業運行的陽江核電廠,距離香港220公里。我們看得到的它的好是:等六個機組全部建成後,它的減碳效益相比同等規模煤電,等於種了十萬公頃森林。但另一方面,它正地處「廣州—陽江地震帶」上,陽江早在1969年發生過6.4級地震,2004年發生過4.9級地震……這一點相比陽江,臺山可能好一些,至少臺山核電站的《環境影響報告書》裡說「區域範圍總體上沒有強烈構造活動與地震活動的動力學背景」,不過最近三十年,臺山地區也發生過兩次4級以上地震……

當香港的業界專家告訴人們核電「潔淨減碳」時,為什麼不同時告訴他們:核能發電過程中,鈾礦開採提煉濃縮鈾等至少14個環節仍在依賴化石燃料,只有「核分裂」一個環節「零排放」。而且核燃料棒自身的放射活動並不能被制止,所以核廢料不斷累積,無法徹底處理,儲存的過程則大量排碳,且這些廢料需要十萬年才能真正無害……當香港的地理課本講到能源課題時,告訴學生核能「不會釋出溫室氣體」,那為什麼不同時告訴他們:核電產生的熱能只有約三成轉化成電能,其餘「廢能」都會排進海洋,加劇溫室效應。

香港與臺灣政府的核電政策中有個共通點:高估用電需求。曾蔭權(2010年)曾在施政報告裡提出,到2020年,香港的核電比例會上升到50%。不想增加核電輸入?香港核學會專家放言:「不要核電又要電費便宜,那不可能。」——為了不要電價貴,我們就得要核電?可問題在於:要「核電」的同時,電費並沒便宜。實際情況是那些用電量高、浪費現象重的商戶卻比普通住宅用戶享受更多優惠,「累進制收費」在商戶從沒能夠推行。環境局也不會去思考制定「綠色建築物」等有效的節源政策。於是變成政府無心節電,還一味強調「港人用電量偏高」。

而臺灣政府「不蓋核四就會缺電」的說法,同樣是建立在給予企業更多電費優惠、大力補貼耗能產業的基礎之上。目前臺灣三分之二的用電量是工業用電,不去平衡工業的高用電需求,「缺電」並不會從本質上改變。

(圖:2011年3月1日,日本海嘯引發福島核電站核洩漏事故,助推臺灣民間反核浪潮走向高峰。2011年4月25日,一名女歌手在表演「寧可裸體不要核能」的諷刺劇,呼籲政府注重安全、放棄核四。)

【反核背後:「新美國模式」與「萊茵模式」】

討論是否要附從核電,就不可避免要談回它的源頭美國,以及以「新美國模式」為主導的利益至上的資本主義消費邏輯。如果說美國最初發展核電,是為核武進行道德掩護實現「核能正常化」,那麼核產業形象在上世紀70年代迅速被「合理化」與「必須化」,則同兩次石油危機導致的工業國家經濟衰退、世界能源消費結構改變密不可分。石油資源的局限性,迫使各國尋求發展新能源。如今第二大核電國家法國,就是當時為保證電力自主性,確立核能發展方向。而對失去穩定原油供應的恐懼,在日本則成為政府、電力公司和媒體聯手宣傳「和平利用核能」加快日本核電之路的最大助力。

然而在美國國內,三哩島核災卻打破了「核科技中立」的迷思,紐約20萬人參與反核示威,這股浪潮到1982年更達到了百萬人遊行的頂點。公眾對核電大失信心,直接導致美國國內核電產業此後長達二十年的不景氣。直到上世紀末,能源價格攀升和加州的大面積停電,才使美國的核電商業環境有了轉機。進入本世紀,政府頒佈新的國家能源政策,決定擴大利用核能,2006年更宣佈全球核能合作計畫(GNEP),向核能開發中國家提供協助。不過美國在核能問題上伸向國外的「協助」,其實早就開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臺灣。

從上世紀70年代臺灣「核一」啟動,直到1999年興建「核四」,美國最大工程公司「貝泰」(Bechtel)一直以「工程顧問公司」的角色,左右著四座核廠的利益分配。三哩島核災後,美國被迫終止在國內增設核廠,核能產業失去經濟收益,只能輸出海外。而當時臺灣並沒有開發建設核廠的技術,所以從顧問、設計到建造完全依賴美國。反應爐和渦輪是分別從奇異(GE)和西屋(WH)兩大公司購入,GE的設計負責人甚至都沒去過現場勘察,就按統一規格設計出反應爐,再同時銷往臺灣、日本和南韓。而美國進出口銀行則購買了臺灣政府發行的總計十二億美元(1981年以前)海外債券,作為臺灣核廠的施工費。

臺灣政府與美國核能產業中心企業(奇異、西屋、和貝泰)互相勾結的「政商關係」,構成了當時臺灣「黑金」政治的基礎。核電工程裡巨大的經濟利益,被國民黨下放給黨營及合資事業分層承包,依序抽取利潤,最下層的業者只好偷工減料。1985年,「核三」一號反應爐發生大火,損失高達七十億,但政府並沒向設計發電機渦輪的GE索賠,反而將這筆鉅款轉嫁回用電者頭上。所以如果我們回顧上世紀80年代臺灣剛剛興起的反核論述,會發現其中有對「帝國主義」輸出和整個「核電經濟」的嚴厲批判,並直指「奇異」、「西屋」和「貝泰」是臺灣核電暴政的鐵三角。

與其說臺灣最初發展核能,是一種能源政策,不如說是外交手段。核電經濟的背後,充斥資本與政治的操控。所以當我們探討核電議題時,不該只將其簡化為「公投」的民主爭議,更該看到核電發展帶來經濟利益的背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在以跨國企業為載體在世界範圍中流動時「單邊主義」長驅直入的霸權。所謂「帝國主義」輸出,在「新美國模式」下,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替代成更有穿透力更無所不在的強大資本——滲透、影響、改變著生活的一切方面。

而美國「貝泰」當年和國民黨黨營機關合資在台成立的子公司「泰興」,今天早已深度介入了臺灣幾乎所有大型公共建設:天然氣電廠、石化廠、焚化爐、捷運、乃至對環境影響作出評估……這個「私有資本」與美台兩大政府結盟所開闢的巨大利益,正是當年的「帝國主義」輸出模式——今天的資本主義消費模型。而美國手裡的武器,替換成了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制裁。

如今臺灣的反核論述中,「反美」或者說反對符合跨國資本利益的「政經相互作用」的論述十分邊緣。但「反核」的實質其實就是如此。它是一種生存抗爭,它對抗的物件,不能被簡單化定義為政黨或體制。因為所謂體制,脫離不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工業架構。當那個大架構與「在地」的權力腐化等因素共同發展出區域性的霸權和在地的不公平時,就直接引爆人們去「反」。

發展核電的論述與能源、工業、乃至國力需求難分難解,但如果我們能慎思明辨,不亟於去選擇擁核或反核的立場,其實已歷經十幾年核電爭辯、最終選擇廢核轉型並被不少能源政經專家視為在做豪賭的德國,或許能為我們的討論作出註腳。

德國2001年開始提出廢核主張,但直到福島核災發生前,總理梅克爾都取態支持核能。福島事故後,德國政府作出了最迅速的反應:總理立刻召集持不同立場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界專家學者,組成「倫理道德委員會」,重新評估德國核電站的安全性。兩個月後,委員會發表的評估報告成為德國正式宣佈2022年廢核的決策基礎。而委員會作出的選擇,是經過對氣候、風險、成本、財務、國際競爭力、進口能源依賴等層面進行全方位激烈辯論後所達成的共識。立場不同的專家們其實分歧很大,但這分歧最後的交集是對永續與責任的考量。

表態永遠是最容易的。但表態背後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層層推敲卻很枯燥,理解事實後再從辯證的方向去思考、自我否定直到最終產生態度,更加艱難。而以理性嚴謹為民族品格的德國,所作出的示範是縝密推衍、謙卑決策。他們的謙卑,在於願意面對「科技有其極限、一旦到達臨界點就不可逆轉」的真相。核電發展是雙刃劍,他們自認相對更付不起的,是帶來巨大風險的那面代價。關閉核電站可能令南部斷電,但核電並非唯一解決方式,委員會最終的結論是:生態發電迫在眉睫。

「廢核」將對工業造成衝擊是一種既定認知,然而被排除在核議題之外的德國,作為八大工業國之一,並沒打算放棄工業。

Bloomberg News今年3月指出,實行全核政策的法國,工業電價明年將貴過德國。其中包含多種原因。德國方面受惠於太陽能電池大崩盤後太陽能價格在全球市場的驟降,以及離峰時刻風力發電的低成本。而法國方面,既要面對核廠老化帶來的進退兩難,也要承受批發電價在離峰時刻只能賤價出口、可到了高峰時刻國內核電廠又無法增加發電只能高價進口的失衡局面。

能源轉型政策在德國能如此迅即實行,背後的經濟結構是注重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這套源於德國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萊茵模式」,不同於「新美國主義」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型,而是更強調國民經濟長期、持續的發展。政府在其中的責任則主要是確保競爭環境的平等、自由競爭的公平、和社會保障的安全。這種模型的理想狀態是經濟效率結合社會平衡,所以較為穩定的社會外部條件被德國所看重。這也是廢核能夠達成社會共識的內在邏輯。

「萊茵模式」中的高稅收與改革遲緩等弊端在此不作討論,因為利弊從來辯證,正如能源的徹底轉型同樣要付出高昂代價。只是德國的出發點更多出於這一代人的社會責任:不要把「核電」這個風險交織隱患的難題留給下一代。他們的選擇是:把發展再生能源這張壓力沉重的時間表,由這代人現時、即刻去面對並著手解決。

在核電議題上,比表態比選擇立場更重要的,是這一代有能力用畢生去承擔自己的選擇,並且至少對下一代問心無愧。

【「核電」背後的意識形態霸權】

當專家們舉出種種專業的、科技中立的理據去證明核電的優勢時,總會讓我聯想起美國專家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爭執不下:擁護派聲稱相對于傳統食品,轉基因食品營養豐富又利於自然資源保護。而「擁核」的專家同樣會說,核電高效能又利於減碳環保——這兩者難道不是同一套話語嗎?用同樣科技理性的面目維護著同一套價值。當專家舉出各種專業資料告訴我們「核電」安全性已經過精密推演時,我們作為非專業人士,往往下意識認為「我不專業,那麼我就不必去判斷了吧,交給專家去做就好。那是他們的專業。」

專家當然不會對我們宣講核電是「污染、成本高昂又危險」的,且處理核廢料的費用比建設核電還要高出百倍。如果整個政經交纏的模型不是用經濟發展的大論述,把核電集團、研究專家、外包企業、官員、媒體乃至所有會從核電中獲益的人(包括期待電費便宜的我們)困於其中,誰又能在一次又一次毀滅性的災難面前依舊這樣執著?

以西方資本主義為主導的意識形態霸權最大的特點就是無需動用政府軍隊,而只要用經濟的巨大利益、國家的發展神話、以及高效便利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讓人順服、相信與習慣。「利」字導致人的短視。當我們相信了科技理性,在專家的科學說法面前自覺沉默而不再反彈、質疑與追究,當我們認為「核電」是個大命題應該交給大人物去決策判斷,而自己是小市民所以只關心現實層面的電費價格,當我們因為經濟發展、剛性需求這些概念,默許核電讓生活變得更有「效率」更「便利」,我們就成了維護這種意識形態霸權的共犯。

正如村上春樹所說:「我們當然必須指責電力公司、指責政府,但同時也必須告發自己。在我們身為受害者的同時,也成了加害者。」我們只有通過「高效」轉化核能獲得「便利」的電力這一條路可走嗎?如果你這樣問村上,他會回答——我們的腳步,不能被名叫「效率」和「便利」的災厄之犬追上。我們必須做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

是啊,如果選擇放棄如此高效的能源,放著最便捷最快獲得收益的路不走,再去傾注技術與資本,費九牛二虎之力發展替代核能的再生能源……該有多不不切實際?

可這指摘,本身就是意識形態霸權中的論述。在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中,資本掌控者擁有至高無上能量。當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上時,他們就能駕馭所有人的命運。核電體現的正是這種邏輯——方向上以發展為前提,但原動力卻是利益。在這個過程中,少數人的決策裹挾了多數人的命運。權力壟斷者與資源壟斷者高度結合,透過某種科學理性,形構出意識形態霸權。

需要釐清的是,所謂霸權,並不是一兩位政治領袖的意志,而是資本在不斷膨脹的過程中,藉少數懂得掌控它的人,駕馭了人的命運。某種意義上,資本掌控者自身也受困於這霸權。國家觀念、經濟利益與科技理性糅合成了一個巨大黑洞,當每個普通人(包括你與我)都在迷信這霸權並不斷加固充實它的論述時,人人都在做這秩序的共犯。

少數清醒的人不斷發聲,希望帶來一點觀念上的轉變,讓人們逐漸找到擺脫這堅固系統的可能性。

而在以這套資本主義消費結構面前,臺灣與大陸,都只是被動地先後加入其中去鞏固它的原有邏輯。《華爾街日報》曾將臺灣的核廠評為全球最危險等級,相對而言,大陸的核廠會因為地震帶與海嘯的因素較小而更安全嗎?在高鐵這種大型公共建設中的豆腐渣工程尚未完全透明的大背景下,實在很難不令人存疑。高鐵能夠降速,但核電出現任何事故,都是回不了頭的路。資本進入中國的體系之後,結合了更多貪婪、不嚴謹、以權為上,而這種結合又裹挾了過高的人口密度。無事則好,一旦發生災難,輻射洩漏所產生的殺傷力和對人們生活所帶來的震盪,只會比臺灣更嚴重。

(圖注:2011年4月8日在日本宮城縣的女川核電站航拍的照片。圖片顯示受強烈餘震影響,油狀液體從女川核電站洩漏。圖片來自核能資訊即時網)

【Alternative Living:The Never Ending War】

中國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中心總工程師柴國旱曾在文章《中國核安全解析》裡說:「人類必須與風險共存,這是個世界觀問題」,並援引了《核安全規劃》所提出的「運行和在建核設施安全水準持續提高」的「核安全2020年遠景目標」,進而指出「核電事故不可能完全消除」,即「絕對安全」並不存在。而這篇文章觸動我的是前文中的一句「對於安全,它實際上是利益和代價之間的平衡。就是它帶給人的意義足夠大,同時帶給你的代價可承受。」

核電帶給我們的意義當然足夠大,然而,它帶給我們的代價,真的可承受嗎?比那些核災爆炸現場即刻見血的教訓更恐怖的、需要用未來幾十年甚至需要下個、再下個世代去為我們償還的代價,我們真能如此自信說「我能承受」嗎?

每當發生核災時,哀悼死者、悲憫受災者不難,然而不讓他們承受的災難與傷痛再度輪回卻很難。擁護核電的主流論述,理據大多基於「利益大於風險」,可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由於核能本身的特殊性,在這個議題中,衡量利益與風險的那架天平並不可能對等:天平左邊的關鍵字是經濟、國力、利益、效率……而右邊,卻是「人」——不計其數的「人」的生命,可以被作為砝碼,放到這天平上秤重、對比甚至作為代價去交換嗎?倘若我們內心深處最牽繫在乎的是「人」的價值,那麼這看似宏觀有理的計算衡量,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

從「只能依賴核電」的大論述中脫身的起點,是不麻木於高耗能的消費與生活模式——積重難返,遲早會有到達臨界點那一日。科技一朝走到極限,人根本無能為力。難道發展公式只能一成不變嗎?幸福生活只有一種模式嗎?只有當我們從鋪天蓋地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和消費標準中醒覺,才會主動投入參與這些討論,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的擺脫被這個資本主義霸權所籠罩的大系統的方式。

個人經驗在其中格外重要,儘管力量對比懸殊,但每一份個體經驗,都會帶來極難被覺察的細小改變。而這種個人進行獨立選擇的過程,就是一種Alternative living——它既是「生存抗爭」,也是人類智識與能動性的展現。

臺灣著名環保作家劉克襄在專欄文章中這樣描述Alternative living:平常一兩公里的路,他都用步行;三四公里就騎單車;再遠的,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減少自駕。他不會用大量時間上網,也不熬夜點燈寫稿,更不會鎮日使用智慧手機。他重新評估和瞭解自己家中使用的電器,捨棄浪費電力的用品,夏天時不吹冷氣洗澡也少用電熱水器。於是他發現,電費從每兩個月三千元新臺幣降到了一千左右。這簡單而節約的生活實踐,令他從而相信,自己的生活可以不依賴核電支撐。「假如現有核電提供生活一半電力,我不要時,很顯然我還是可以過得相當愉快。更何況,它只占及四分之一。」對這四分之一說不,他依然活得很好。推己及人,「廢核不盡然會過得拮据。」

沒有固定的金科玉律,「只能依賴核電別無選擇」的論述時是在消費霸權下形成的知識結構。所謂Alternative living即是人要擁有批判性思維,要發動自己所有的智識,也要能夠做出一些犧牲。犧牲會帶來多少不便?譬如少些依賴電子產品、夏天不開冷氣嘗試洗冷水澡、用低耗能家電;這思路推衍下去,就會不喝瓶裝水、隨身攜帶環保袋、不用泡沫飯盒、使用再生紙……犧牲一些令人過分安於懶惰的便利,每天都用極其微小的推動,去一點一滴積累和促成生活方式的質變,這是最私密個人的抗爭方式,卻能在每處細節的反抗與反彈中,帶來不知不覺循序漸進的改變。

說易行難。「改變」就像自己與自己的習慣展開戰爭,但敵人其實是驕縱你去習慣的那個大的消費結構和漠視個人價值的資本秩序。又因抗爭物件狡猾地隱匿於生活中無處不在,所以這也是一場Never Ending War。

而強調「在地經驗」同樣重要。如果德國認為他們有機會在2020年轉型依靠再生能源,那麼道理對其他國家同樣適用。技術優勢應該被拿來在用在刀刃上,助人逐漸擺脫核能的捆綁。石油200年後同樣會用盡,人遲早要面對尋求新能源的嚴峻。IBM正醞釀開發的一種太陽能收集系統,就試圖用一些低成本的鏡片和建築設施,收集能量,同時迴圈用水,性能預計比現在的太陽能收集系統提升2000倍。如果能以此替代煤炭,也同樣能產生電能。而巴西聖麗塔-杜薩普卡伊市的監獄則在推行「發電減刑」:讓犯人騎腳踏車進行人力發電,踩16個小時減刑一天,產生的電力則被分配給路燈照明等公共設施。

2001年,為回應當時臺灣社會對「核四」的爭議,臺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報告中公佈了一份《「核四疑慮」問與答》。其中對質疑「為何不採用水力、風力、太陽能等能源發電?」的回應是天然條件受局限:臺灣除少數海岸島嶼外,風力資源十分有限。而太陽能方面,又受限於有限土地面積,不能大面積鋪太陽能板(其實屋頂、牆面都可以應用)。而這些「局限」,對中國大陸而言,卻完全可以轉化成開發「在地」再生資源的提示——臺灣沒有的天然條件,大陸都有。

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需要的大片土地,在廣袤內地根本不是問題,而風電在全球市場更有每增長一倍成本就下降15%的優勢。臺灣社區營造(communitydevelopment)經驗中的「在地性延續」模式,則可以作為善用太陽能的借鑒:在發展農林牧為主的二三線小城市建設小型太陽能電站,城區內部用電就能自給自足。類似的技術當然還有氫能發電,因為燃料電池(fuel cell)的發電效率在各種發電方法中最高,水原料又不會帶來污染,屬於理想的再生能源。

雖然通過應有這些技術去全然取代核能,聽上去遙遙無期「不切實際」,但如果我們的思考目標是以減少對核電這個大系統的依賴為前提,那麼每減少一分,就多爭取到一分生存空間上的可能性。假如用再生能源能減少四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核能依賴,我們就相應多了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的Alternative living…….至少這些,是我們能做的事。

謹以村上春樹的句子作尾:「在這個集體動員的大行動中,像我們這些以文字為職業的人,也有我們能做的事。」

*作者為香港媒體人/文化評論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lqFVlu,責任編輯: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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