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病菌是人類共同的敵人，「防疫抗毒，人人有責」；但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我們又見四處飛灑的政治口水，令人不勝感慨。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兩岸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任何互動都避免不了政治因素的干擾。中美關係亦然，看看川普總統最近處理疫情問題，其中就露出些許政治氣味。
川普2月4日在國會發表他上任以來的第三次國情咨文，主題是「偉大美國再起」（The Great American Comeback）。看題目就知道他信心滿滿，彈劾的陰影和民主黨的敵意，對他來說只是「茶壺裡的風暴」。蓋洛普民調顯示，川普的支持度已創下49%的新高，勝選連任在他看來就像探囊取物。相形之下，他眼中的美國戰略競爭對手中共，則正因一場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而可能陷入政治危機。
西方媒體最初對武漢肺炎的關注，除了擔心疫情擴散外，就是聚焦於對中共制度和習近平治理能力構成的挑戰。例如，《時代雜誌》提及「病毒可能毀了習近平的中國夢」。但就在2月7日，川普和習近平進行了肺炎疫情爆後的首次通話。川普告訴記者，中共「真的很努力在防治（疫情），他們做得相當專業。」而且，美中對此「正攜手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則在電話中說：「疫情防控工作正逐步取得成效，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戰勝疫情，經濟長期向好發展趨勢不會改變。」
回顧疫情爆發時美方的態度，川普的立場顯然出現了轉折。當時中共外交部曾指控美方在撤僑議題上有「三個第一」，即「第一個從武漢撤出領館人員，第一個提出要撤出部分使館人員，第一個宣布採取全面禁止中國公民入境舉措，製造和散播恐慌情緒。」川普之所以轉變立場，當然是基於美國本身利益的考量，因防疫無國界，美國已是受害者，自保不足以避免再度受害，故必須寄望於中共積極處理疫情的擴散問題。誠如美國聯準會前主席葉倫（Janet Yellen）所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s），已成為全球前景不確定性和風險的來源。
更重要的是，川普可能意識到習近平的威權領導體制，固然是造成疫情擴散的原因，但也因為他的威權領導，才具有緊急處理危機的能力。截至2月10日，中共已對4省及逾80城市採封閉措施，有人批評這樣的作法是一種「極端的行為」。美國耶魯大學公衛專家陳希（Xi Chen）認為，封城行動不僅會重挫經濟，「在這種特殊時刻，也會摧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凝聚力。」但非常時期必須採非常手段。《紐約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在大陸生活二十年的專家說法，指出儘管大陸民眾不信任體制，但他們總體上是接受封鎖的。人民已經吸收了政府聲稱的「中國例外說」，認為「治理中國需要用鐵腕，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不採取嚴厲措施是不可能的。」
習近平確實面臨治理危機，但川普不會預期一場肺炎疫情就會導致中共政權的崩潰，中國大陸此刻出現政治動亂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川普政府上台後多次批評中共的專政體制，但畢竟中共和西方的價值觀不同。美國前國務卿布里辛斯基曾回憶說，當年跟卡特與鄧小平會面，卡特咄咄逼人地要討論人權問題，並特別提出移民的自由。鄧小平馬上回覆：「給你們一千萬夠不夠？」卡特趕緊轉移話題。因此，預期這場肺炎會動搖習近平統治的權力基礎，可能不切實際。誠如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中國問題專家布蘭契特（Jude Blanchette）所說：「習近平的抓權並未放鬆，雖然應對疫情失當會進一步損及他任內威信，但醞釀挑戰他的領導仍難。」另一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poration）東亞專家哈洛德（Scott Harold）也指出，「不論危機如何致命，他們都可抽出時間操作危機為中共宣傳。」
在臺灣內部，我們也看到或聽到，一些特定媒體因「仇中」、「恨中」心態作祟，藉武漢肺炎大肆傳播「看衰中國」的言論。還好政府高層的回應倒是相當理性，把注意力集中到民眾關注的健康問題上。目前兩岸爭論的議題，是搭載第一批武漢臺商返鄉包機的作業程序，特別是針對確診病例引發的質疑。對岸日前洋洋灑灑對我提出「七問」，我方相關事務部門也對其中許多指控做出反駁，但對臺灣多數民眾來說，整件事情的因果關係，還是一個「羅生門」。
外界或許已經察覺，兩岸問題就是出在溝通不良。美國駐聯合國歐盟辦公室常任代表布蘭姆柏格（Andrew Bremberg）2月6日在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中呼籲，「針對快速發展的冠狀病毒，臺灣是受影響的地區，世衛須提供臺灣現有的公衛數據，並與臺灣公衛當局直接聯繫相關行動，是技術上的當務之急。」大陸國臺辦的回應還是不出政治考量，指出「臺灣與世衛組織的技術合作不存在障礙，臺灣的醫療衛生專家可以適當身分參加世衛組織技術性活動。」話雖這麼說，中共排除我專家出席WHO肺炎疫情緊急會議，並在WHO技術性會議對我進行打壓，已是不爭事實。
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兩岸不接觸的結果，只會讓雙方共同防疫的努力事倍功半。兩岸「海基」、「海協」兩會的成立，本來就是為了扮演「白手套」的角色，如果讓它們做為兩岸防疫工作單一的對口單位，則事權集中名正言順，就不必假手「第三者」來徒生困擾。既然是官方授權的民間團體，也就不必附加它們太多的政治色彩。
防疫重任當前，如果大家多一點人道考量，少一點政治算計，事情不應該那麼複雜。我認為兩岸應「不忘初心」，以「民之所欲」做為處理兩岸問題的共同政治基礎。有了前車之鑑，兩岸不妨把一次錯誤當作一次教訓就好，不要再翻舊帳，再藉題進行政治炒作了！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