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當黨產委員會今天就救國團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舉辦聽證會，知名公法學者董保城主動報名鑑定人，他拋出了兩德統一後，德國黨產會處理東德共產黨下轄「德國青年會」是否為附隨組織的案例，強調當時德國審視該案時，是以政治、財務、人事與政黨有「特別緊密關係」，強調救國團不同時期有不同身份，民國78年迄今事成為公益社團法人，並未在戒嚴時期，成為類似「德國青年會」一樣，黨接班人栽培的搖籃，他在台上還當場斥責黨產會主委顧立雄，「不要在名詞間繞來繞去，那是浪費時間。」
董保城表示，附隨組織在《不當黨產處理條例》中規定，是政黨在人事財務業務具支配能力，但附隨組織的討論，不能只從外在的人事、財務、業務認定，救國團經歷動員戡亂、戒嚴解嚴與民主化，要了解組織應該組織體質對公務影響做判斷。
德國處理群眾組織 考量是否與政黨緊密連結
董保城表示，台灣附隨組織界定係參考德國「群眾組織」規定，群眾組織則語出東德憲法第三條，「群眾組織應團結一致，為建設社會主義努力」，兩德統一後，在群眾組織處理過程，係考量該組織是否與政黨緊密連結，並且成為穩定政權不可或缺要素，而「德國青年會」的存在則是培養共產黨接班人員所成立青年組織。
董保城說，我今天之所以自己報名擔任鑑定人，是在為他過去在德國留學時，曾參加過西德政黨外圍青年組織「青年聯盟」，他知道外圍青年組織，是培養接班人搖籃，跟救國團根本是兩碼子事。
董表示，德國青年會培養社會主義統一黨接班人，該會的領導人由東德共產黨中委會選出秘書處由書記領導，東德人民代表大會32名代表，是德國青年會會員，東德歷任總書記包括何內克在內，都曾是青年會會員與書記。
救國團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身份
董保城表示，救國團任務宗旨不是為鞏固政權服務，團章規定「反共抗俄，在三民主義指導下，學習戰鬥技能革命知識，建立富強康樂三民主義新中國」，救國團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身份，民國78年迄今是社團法人。
董保城說，救國團成立初期，或許希望要成為黨服務單位，但民國41-58年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期間，相關業務推廣，朝著慢慢將救國團推出去政府機構，只有在社會扎根，才有希望，「這是蔣經國的睿智，否則當初不需要自國防部解編。」
救國團提供熱愛台灣精神 不該被政黨惡鬥犧牲掉
董保城同時提到，他來自貧窮家庭，爸爸是個隨國府來台的小兵，他在救國團擔任義工培育正確人生觀，時時刻刻抱持感恩的心，「沒有救國團，就沒有董保城」，救國團提供正當青少年活動，從深山到大海培育青年熱愛台灣精神，是全台灣寶貴財產，不該被政黨惡鬥下犧牲掉。
不過，黨產會委員隨即以李煥等國民黨高層出身救國團，認為救國團某種程度也是國民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鞏固政權力量，董保城回答，「它也培養了像施錦芳一樣，有正義感榮譽職義工，他們熱愛這塊土地，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說我們要從政。」
顧立雄：結束與國防部隸屬關係後，為何能變成社會運動團體？
顧立雄表示，德意志青年團章程也沒寫到鞏固政權，歷史學者提到救國團，多認為它與蔣經國不可切割，救國團主任李煥，後來也當過黨秘書長，顧質疑救國團民國58年結束與國防部隸屬關係後，為何能一夕之間變成社會運動團體？「我唯一可以想像當初黨國不分，如果它可一夕之間轉換，是否同理可以反證，他過去隸屬政府組織，也是一種虛妄？」
董保城強調，「你站在現在這個點了解當時，但當時根本沒有行政組織法嘛！」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與人團法，都是後來才立法，民國41年台灣法治未完備，因此當時救國團掛在政府組織下面，蔣經國希望它慢慢走向獨立性，盡量和政黨保持距離，這是蔣經國的睿智。況且，紅十字會、童軍團也都接受國家補助，他建議黨產會對附隨組織定義下點功伕，特別是政黨外圍青年組織的研究。
不過顧立雄仍圍繞在救國團何以從政府組織，一夕之間變成民間團體，董保城說，「你該從救國團任務工作去了解，不應圍繞在組織章程，他不是一夕之間轉變，他一直在做青年服務工作，法律上也是允許私人組織行使公權力，「不要在名詞間繞來繞去，那是浪費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