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解讀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對習的統籌指揮能力--假如他確實在幕後一直指揮和部署--和形象構成重創，也是對他這些年精心構築的黨國體系形成重大衝擊。不知是他前期的輕視還是過於自負導致疫情瞞報和處置遲緩，這套唯上主義和黨管一切的機制，其弊端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上暴露無遺。從這個角度看，它是制度性潰敗，而這個責任應有習近平來負。他也應該意識到民間和黨內對他漠視疫情、處置失據的極度不滿，因此才會借接見WHO總幹事的機會說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話，以回應外界對他的批評。換言之，是疫情的壓力、社會的不滿導致他不得不出來回應，而非李克強這個司令部的威脅。
如此看來，外界以李兼任領導小組組長，統籌疫情防治工作為由，認為習的權力受到李的威脅是過度解讀。像這種臨時性議事機構，向來不是由一把手兼任，何況，在決定成立這個機構時，常委會說得明白，它對常委會負責。毋寧說，習近平感受到社會對他強烈不滿的壓力下，他推出李克強上一線為他阻擋一陣子。一旦他評估疫情的發展需要他做出親上火線的姿態，也就有了機會，做出一系列密集指示和動作。
由中共政權的性質決定，一、二把手的矛盾和權力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般情況下，它表現得不突出，但在某種特殊時期，它會被激化放大，變得不可調和，到這個程度就成為路線鬥爭。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應該尚未使習李權力衝突到這個地步。疫情雖然給中共和習本人帶來重大打擊，讓他確實感受權力受到威脅，以致不得不展開一系列的自救行動，並為了盡快控制疫情讓李克強分享更多權力，但李還不構成直接挑戰。北京不存在兩個司令部，只有習這個司令部。
至於兩人的潛在路線衝突是否會變成直接的路線鬥爭，要看疫情在未來幾月的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在處置過程中是否造成大量的次生災害，甚至由此引發社會的局部抗議行動，此外也要看海外反對派和黨內反習勢力是否能夠抓住當前機會，採取正確的行動策略，促成他們二人矛盾的激化。
本文作者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